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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十二月 28, 2013 5: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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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私生活一种


星期四 六月 06, 2013 1:27 am


宦官私生活一种
许蔚

往岁访碑之余,陆续收得唐人墓志数种,其一为洛阳所出某宦官墓志。唐代宦官墓志,像高力士这样的巨珰有之,各种带使职或不带职的中下层宦者亦不在少数,各种金石汇编常常能够见到影本或录文。此方《唐故宫闱局丞内寺伯杨公墓志铭并序》作于贞元三年,志主杨庭芝并不是什么关键大阉,祖考家系既不明白,终官不过正七品下阶,且无勋授,所带职也仅仅是东都修内园使,倒是尚有能力娶妻并收养义子。这样一个无关轻重的人物,他的墓志本身虽然可以反映唐代一般宦者的生活与风习,但也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倒是墓志的作者却令人感到意外的兴趣。
此志题义舅东都广福寺前上座沙门志憕撰。沙门志憕身世未能检获,既曾任上座,应有一定的资历或修为。东都广福寺,又可称河南府广福寺、东京大广福寺等,是唐代相当有名的佛寺。开元三大士之一的金刚智三藏即示寂于东都广福寺,那是开元二十九年的事情(《大唐东京大广福寺故金刚三藏塔铭并序》)。而不空三藏据说也是在东都广福寺从金刚智受的具足戒,时间则是开元十二年(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五所述。不过,这个说法似乎有些问题,据《唐会要》卷四十八《寺•东京》崇先寺条记载,开元二十四年九月一日改为广福寺,圆照所述可能是根据后来的寺名)。
至于东都广福寺所在何坊,占地几何则尚不清楚,但显然并不是一个很小的寺院。尽管不太可能像后来不空长期驻锡的长安大兴善寺那样占据整个靖善坊,广福寺至少也应拥有多个僧院。而金刚智在广福寺所住则为毘盧舍那院(或称毘盧舍那塔院)。大历初,不空还曾为该院头陀请求度牒(《请降诞日度僧五人制》、《请度扫洒先师龙门塔所僧制》)。毘盧舍那院从命名就可以看出是一个密宗僧院,并且至少在金刚智在世时及身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是密宗的一个重要据点,而广福寺或许也就一直是以密宗僧人为主的寺院。
此志撰作之贞元三年,去大历九年不空示寂时仅十年有奇,沙门志憕既是广福寺的前任上座,尽管不排除属于其他宗派,但似乎更可能是密宗僧人。倘若此种猜想能够成立,那么,宦官杨庭芝以沙门志憕为义舅,其间有何因缘,确实耐人寻味。可惜并无何种直接证据可供玩索。唐代僧人为在俗之人所撰墓志不甚多见,有关墓志的志主或为善信,或属早夭,或与该僧为亲故。其中,僧人为宦官所撰墓志,除本志之外,目力所及仅见大历十二年章敬寺沙门有则所撰《唐故朝散大夫行内侍省给事周公墓志铭兼序》、《大唐故河西陇右副元帅并怀泽潞监军使元从镇军大将军行左监门卫大将军上柱国扶风县开国侯食邑二千户第五府君墓志铭并序》及大中六年内供奉三教讲论引驾赐紫大德沙门清澜所撰《唐故朝议郎行内侍省宫闱局丞员外置同正员外上柱国同府君墓志》等数种而已。章敬寺本是权珰鱼朝恩大历二年为章敬太后冥福所建,而二阉身后均获敕赠,志末且均附录诏敕,沙门有则与志主既无特殊关系,其撰志若非承旨,亦当出中贵之意。而内供奉出入禁中,结交宦官本属常理,法难之后尤可理解,沙门清澜至称与志主有兄弟之谊,似嫌过媚。
僧人与宦官结亲或许出于弘法的考虑,宦官与僧人结亲或亦有密验的考量。即使抛开恢复男儿身的美梦不论,宦官既无受度为僧之资格,与僧为亲或是一种替代出家之权变,而请僧作志或亦是一种加持,盖祝冥福耳。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2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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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世真仙體道通鋻》所見《真誥》校讀記


星期四 四月 21, 2011 1:14 am


《歷世真仙體道通鋻》所見《真誥》校讀記
許蔚

復旦大學中文系


提要:《歷世真仙體道通鋻》各卷所見《真誥》經與《正統道藏》本《真誥》對讀,校正《正統道藏》本不少錯訛,亦得窺見趙道一編撰之例。
關鍵詞:《歷世真仙體道通鋻》,《真誥》,校讀

今傳《真誥》主要有十卷殘本(存九卷,南京圖書館,未見)及通行的二十卷本。其中二十卷本有《正統道藏》本、俞安期本(初、重刻及初刻的幾種校本)、四庫全書本、學津討原本、道藏輯要本、金陵叢書本等多個刻本,另有錢謙益家抄本[1] 。更有南宋白玉蟾寫本一卷為《中華再造善本》景印,然僅節錄數十則,且節略過甚,難以為据[ ]。諸本中最便利用者為涵芬樓及三家景印之《正統道藏》本(簡稱藏本)。《歷世真仙體道通鋻》則元代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所撰。据是書編例,“其得道仙真事迹乃搜之群書,考之經史,訂之仙傳而成”。按《歷世真仙體道通鋻》各卷所見《真誥》凡數十則。趙道一當日所見《真誥》或可目為另一宋本,今且以較易得之藏本等校讀如下。

卷四“洪崖先生”條引陶弘景《真誥》云“洪崖先生今為青城洞真”,凡十字,見藏本卷十四,“洪崖”作“洪涯”;“洞真”作“真人”。
同卷“展上公”條引《真誥》注,起“諸歷檢課”訖“彌復大懸也”,凡九十字,見藏本卷十三,“歷”作“曆”,是;“晉”字闕,不通,當据此本補,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正作“晉世”;“平”作“乎”,是;“考”字闕。
同卷“王瑋玄”條小字注引《真誥》云“是楚莊王侍郎,受道於王君”,凡十一字,見藏本卷十二,“莊王”后多“時”字;“道”作“術”;“王君”作“玉君”。
卷五“龍述”條引《真誥》並注(以“注云”標出),起“龍伯高”訖“尚類鶩者也”,凡一百四十八字,見藏本卷十四,“胎氣”前“受”字闕,是,蓋涉上文而衍;“氣”寫作“炁”,多如是,下文不再擧;“ ”寫作“ ”;“推”作“擢”,不通,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俱作“擢”,蓋形訛,當據此本改;“飭”作“敕”,蓋形訛,當据此本改,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正作“敕”;“所”字闕,當据此本補。
卷六“高丘子”條小字注引《真誥》並注(以“注云”標出),起“墓”訖“河東”,凡十九字,見藏本卷十四,“女”作“安”。又本條高丘子云云俱見藏本卷五,唯“好道”前多“亦”字,而未著出《真誥》。
同卷“莊子”條引《真誥》並注(以“下注云”標出),起“莊子”訖“彌足可重矣”,凡六十六字,見藏本卷十四,“受”作“授”;“育”作“肓”,學津討原本亦作“肓”,金陵叢書本則作“盲”;“補”前多“上”字。
同卷“郭四朝”條小字注引《真誥》並注(以“注云”標出),起“今舍前”訖“說在後”,凡一百字,見藏本卷十三,“許長史”作“論長史”;“遏”前多“過”字,四庫本亦多“過”字,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無;“在此”作“住此”。又其下正文俱見《真誥》,其後引詩小字注或不著出處,或著“又曰”、“下注云”亦俱見《真誥》,可知自首條小字注以下並當是《真誥》原文,蓋刊刻時所誤。起“四朝乘小船”訖“鵷彼晨風之鳥也”,凡七十七字,注以小字標出,見藏本卷十三,“乘小船”前多“常”字;“扣舷”作“扣船”,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作“叩船”;“歌曰”作“曰”。起“浪神九垓外”訖“消歇耳”,凡六十六字,注以小字標出,見藏本卷十三,“全”作“金”。起“游空落飛飊”訖“九垓之上矣”,凡九十五字,注以小字標出,見藏本卷十三,“飊”作“飆”;“虛”作“靈”;“揮”作“暉”;“掩”作“菴”;“太”寫作“大”;“梨”作“棃”;“蓋”作“故”。起“駕歘舞神霄”訖“龍輪”,凡五十五字,注以小字標出,見藏本卷十三,“動”作“洞”;“香風”作“風雲”;“滅迹”作“迹滅”;“玉”作“王”,當据此本改,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正作“玉”。起“真法其司三官者”訖“眷盼朋好”,凡二百零二字,以“又云”領起,是同出《真誥》之証,又注以“下注云”標出,見藏本卷十三,“年年四朝每行”前多“四朝往曾使人種植於此地也”十二字;“請”作“謁”;“地”作“山”;“中原”作“中言”,是,原言一聲之轉,蓋音訛也;“偉”作“停”,蓋形訛也;“迂闊”作“汗闊”,日校据俞安期刻本改“汗”為“汙”[2] ;“泛”寫作“汎”;“自”作“此”。
同卷“周太賓”條亦見藏本卷十三,而多有出入,或出他書。其小字注不著出處,而全同於《真誥》卷十三,蓋即据《真誥》。起“今呼為韭山”訖“一處也”,凡二十八字,見藏本卷十三,“韭山”作“非山”,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俱作“非出”,日校即据學津討原本改“山”為“出”[3] ,是。
同卷“姜叔茂”條引《真誥》並注(以“下注云”標出),起“秦時道士”訖“巴蜀之巴故也”,凡一百一十一字,見藏本卷十三,“勾”作“句”,“併”寫作“並”,俱通。
同卷“谷希子”條小字注引《真誥》云“谷希子為太極右仙公”,凡九字,見藏本卷五,作“松子為太虛真人左仙公,谷希子為右仙公”。
卷七“戴孟”條引《真誥》云“黃衣童子者即玉珮金璫之官耳”,凡十三字,見藏本卷十四,同。
同卷“山世遠”條,不著出處,見藏本卷九、卷十五,同,唯末“世遠得道為太和真人”九字為趙道一所增。
同卷“毛伯道”條引《真誥》注,起“謝稚堅”訖“同姓名爾”,凡三十五字,見藏本卷五,“即是”前多“一”字,是;“為”作“未”,是;“爾”寫作“耳”。
同卷“徐季道”條小字注引《真誥》作“ ”,見藏本卷五,同。
同卷“莊伯微”條小字注引《真誥》,起“想見崑崙”訖“遂以得道”,凡五十二字,見藏本卷五,“山”字闕;“液”作“汋”。
同卷“傅先生”條小字注引《真誥》云“太極老君”,見藏本卷五,同。
卷十二“劉諷”條引《真誥》,起“潁川劉偉惠”訖“汝南安成縣”,凡四十九字,見藏本卷十四,“偉”作“瑋”;“漢帝”作“漢景帝”;“事司馬季主”作“後事季主”,下仍有“晚服日月炁”五字;“身隱”作“身死”;“遺蹟”云云作“今墓在汝南安城縣西山”。
同卷“鮑叔陽”條引《真誥》曰“遺蹟在遼東薊城之北山”,凡十字,見藏本卷十四,“遺蹟”作“今墓”。
同卷“張禮正”條小字注引《真誥》云“四十三年”,凡四字。又小字注引《真誥》並注(以“下注云”標出),起“又兼守一”訖“猶更出查也”,凡七十三字,見藏本卷十四,“亦”前多“守一”二字;“故室”作“飆室”,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作“颷室”;“土山”作“上仙”,是。
卷十五“欒巴”條引《真誥》,起“昔巴作兵”訖“赤石山中”,凡二十七字,見藏本卷十四,“昔巴”作“欒巴昔”;“濾”作“慮”;“鶴”作“鵠”。
同卷“左慈”條引《真誥》並注(以“其下注云”標出),起“左慈”訖“橋之北”,凡一百零五字,見藏本卷十二,“弟”作“弟子”,是;“同在”后多“中”,衍,當据此本刪;“漢獻帝”三字闕;“乃”作“仍”,蓋形訛,當据此本改;“溪橋”作“橋谿”。
同卷“杜契”條小字注“《真誥》作孫皓,誤”,見藏本卷十三,作孫權,不誤,是趙道一所据之本誤。又小字注“《真誥》云:有弟子二人。一人孫貴孫女寒華也。一人陳世京也。世京,孫休時作侍郎”,見藏本卷十三,非原文。
卷十六“茅盈”條“《真誥》云:固位句曲真人定錄右禁郎,衷位三官保命司”,見藏本卷一,非原文。
同卷“韓崇”條,不著出處,正文並小字注俱見藏本卷十二。正文頗有筆削;注全,起“《漢書》所載”訖“韓當冢也”,凡一百零四字。藏本“託尸”作“記尸”,不通,蓋形訛,當据此本改,日校即据俞安期本改“記”為“託”[4] 。
卷十七“馮良”條,不著出處,正文並小字注俱見藏本卷十四,起“馮良”訖“畧同”,凡一百二十九字,藏本“毀車”後多“煞牛”二字,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作“殺牛”。又此本“南陽冠軍”後衍“軍”字,藏本、俞安期本[5] 、學津討原本、四庫本俱衍,唯金陵叢書本不衍。
同卷“郎宗”條,不著出處,正文並小字注俱見藏本卷十四,起“郎宗者”訖“為同縣孫禮所害”,凡二百四十三字,藏本“今在茅山鹿迹洞中”作“今在洞中”,蓋趙道一所增;“子顗字稚元”,四庫本作“字雅光”,是,《後漢書》正作“雅光”,當据改;“數百人”作“數伯人”,蓋由“佰”訛為“伯”,當据此本改,《後漢書》、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正作“百”。
同卷“淳于斟”條,不著出處,正文並小字注俱見藏本卷十二,起“淳于斟”訖“或即是也”,凡一百五十字,藏本“淳于斟字叔顯”作“定録府有典柄執法郎是淳于斟,字叔顯,主試有道者。斟”,蓋趙道一所改;“洞中”後“定錄府”三字闕,或趙道一所增;“方士”,不通,學津討原本、四庫本、金陵叢書本俱作“方正”,是,當据改。
同卷“桃俊”條,不著出處,正文並小字注俱見藏本卷十二,起“桃俊”訖“無所顯云”,凡一百八十九字,藏本“桃俊”作“北河司命頃闕無人,昔以桃俊兼之耳。俊”,蓋趙道一所改;“字翁仲”闕,於正文末有“桃俊,字翁仲者也”七字,當為注文,此本則趙道一所改;“係”作“似”,當据此本改;“末”作“未”,四庫本作“嘗”,日校据俞安期本改“未”為“末”[6] ;“先典”作“先與”,是;“贊述斯德”,四庫本“德”字闕;“無所顯云”作“無所顯出”。又各本正文“幼平,秦時人”云云或是注。
同卷“劉翊”條,不著出處,正文並小字注俱見藏本卷十二,起“劉翊”訖“未詳孰正”,凡五百一十二字,藏本“劉翊”作“右理中監準職如司馬,今有劉翊字子翔者居之。翊本”,蓋趙道一所改;“仁心感天”作“仁感天地”;“自搏”後“曰”字闕;注“子翔”作“子相”,是;“常能周施”後多“而”字;闕文作“ 臨”,蓋趙道一所据之本已漫漶;“急”作“給”;“卒”作“死”;“道傍”作“道次”;“知故”作“故知”;“亦是相當”作“亦是相”,是;“未詳孰正”前多“相作息亮切音。二者”八字。
同卷“呂子華”條,不著出處,見藏本卷十四,起“呂子華”訖“仙位也”,凡五十字,同。
同卷“蔡天生”條,不著出處,見藏本卷十四,起“蔡天生”訖“天生師之”,凡九十二字,藏本 “河北”作“河伯”,蓋音訛也;“往來”後“訪”字闕,當据此本補。
同卷“劉平阿”條,不著出處,正文見藏本卷十四,起“劉平阿”訖“三十許人”,凡七十七字,藏本“不示人也”前多“名姓”二字;“茅山方臺”作“此室”,此本蓋趙道一所改,“方臺”下小字注亦趙道一所為,又《三洞珠囊》卷三引《真誥第七》曰“又有劉阿平者居方山洞室中,常服日月晨炁,顔色如玉,似年三十許人”,其例同此。小字注文字見藏本卷十四,起“大茅山”訖“方臺”,凡二十七字,藏本“四年山”作“四平山”,是,蓋形訛也;“洞宣”作“洞室”,是,亦形訛。
同卷“張激子”條,不著出處,正文並小字注俱見藏本卷十二,起“張激子”訖“為疑也”,凡三百五十八字,藏本“張激子”者作“張激子當為太極仙侯。激子者”,蓋趙道一所改;“河南”作“河内”;“顧貲”作“顧眥”,是;“然後”作“乃後”;“煉玉法”作“錬桂法”;“《魏書》”後多“云”字,是;“漢司徒”前“為”字闕,《三國志•魏書》有“為”字;“庫事”作“軍事”,是;“甚是敬重”作“甚見敬重”,是,蓋形訛;“議郎”后“諫議郎”三字闕,是,蓋涉上而衍;“營救之”作“營拯之”。又各本正文“山圖公子,周哀王時”云云或是注,“考”字以下似亦當屬注文。
同卷“趙廣信”條,不著出處,見藏本卷十四,起“剡”訖“海中”,凡一百二十七字,藏本“晉穆帝永和元年”作“今年”,是,蓋趙道一所改;末“海中”二字闕,是,當屬下文,蓋趙道一所誤。
同卷“張祖常”,不著出處,正文並小字注俱見藏本卷十四,起“張祖常”訖“昱子某”,凡八十二字,藏本“茅山方臺洞”作“此室”,是,蓋趙道一所改,其例同“蔡天生”條。又“上黨”後或闕“鮑察”二字,而“鮑察者”云云或屬注文。
同卷“虞翁生”條,不著出處,正文並小字注俱見藏本卷十四,起“狼五山”訖“狼山”,凡九十四字,藏本“狼五山”前多“海中有”三字,此本“海中”二字上屬“趙廣信”條;“晉穆帝永和元年”作“今年”,是,蓋趙道一所改;“有海中”作“在海中”,是。
同卷“朱孺子”條,不著出處,正文並小字注俱見藏本卷十四,起“赤水山”訖“即此”,凡一百三十八字,藏本“後遇西歸子”後多“從乞度世。西歸子”七字;“晉穆帝永和元年”作“今年”,是,蓋趙道一所改;“赤水山云”後多“在”字;“千里”作“十里”,是,蓋形訛也;“稀溪口”作“楠谿口”;“有所謂”作“名”。
同卷“尹虔子”條,不著出處,見藏本卷十四,起“華陰山”訖“東源伯”,凡一百一十六字,藏本“李方白”作“李方回”;“受仙人”云云作“授仙人”云云;“晉穆帝永和元年”作“今年”,是,蓋趙道一所改;“玄洲”作“玄州”;“高山”作“高仙”。
同卷“鄭景世”條,不著出處,見藏本卷十四,起“廬江”訖“玄州”,凡九十字,藏本“及”作“反”,是,蓋形訛也;“晉穆帝永和元年”作“今年”,是,蓋趙道一所改;“玄洲”作“玄州”。
同卷“平仲節”條,不著出處,正文並小字注俱見藏本卷十四,起“括蒼山”訖“小胡”,凡一百一十字,藏本“晉穆帝永和元年”作“今年”,是,蓋趙道一所改;“劉聰”作“劉總”,蓋形訛,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正作“聰”,當据此本改,日校即据俞安期本改“總”為“聰”[7] 。
同卷“吳睦”條,不著出處,見藏本卷十四,起“吳睦”訖“白日昇天”,凡一百六十八字,藏本“人民”俱作“民人”,是;“委叛”,四庫本作“委羽”,蓋形訛也。
同卷“郭靜”條,不著出處,見藏本卷十四,起“郭靜”訖“真人”,凡一百一十字,藏本“降授”作“降受”。
同卷“范伯慈”條,不著出處,見藏本卷十四,起“范伯慈”訖“真人”,凡一百四十七字,藏本“士族”作“事俗”,《三洞珠囊》卷一引《真誥第七》、學津討原本、四庫本、金陵叢書本俱作“事俗”,蓋音訛也;“師之”作“事之”;“疾病都愈”後多“云云”二字;“遇陸玩之”作“詣陸玩之”;“得服還丹”作“後服還丹”。
同卷“韓偉遠”條,不著出處,見藏本卷十四,起“九嶷真人”訖“九嶷山”,凡七十字,同。
同卷“劉少翁”條,不著出處,見藏本卷十二,又見《無上祕要》卷六五所引《真誥》,起“劉少翁”訖“仙道”,凡“三十三”字,藏本及《無上祕要》“忽”前多“遂”字;“見”前多“得”字。
卷二十“劉文饒”條註明“出《真誥》”並小字注(以“注云”標出),起“劉文饒”訖“故詳載之”,凡四百零一字,見藏本卷十二,“劉文饒者”作“童初府上帥用劉文饒。文饒者”;“口不疾言”作“口無疾言”;“買菜”後“而”字闕;“來入”作“來人”,為形訛,當据此本改,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正作“入”,日校据宮内省藏正統道藏本改“人”為“入”[8] ;“忽然睡爾”之“爾”作“耳”;“去入”前多“將”字,不通,“將”當作“得”,蓋形訛也,《真誥》卷十二“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即作“得去入”,其例同此;注引“《後漢書》云”此本僅謂“注云”;“誌者”,四庫本作“認”,是,《後漢書》正作“認”,當据改,日校即据俞安期刻本改“誌”為“認”[9] ;“延禧”作“延喜”,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俱作“延熹”,是,當据改;“憂心如醉”后“又”字闕,而有“耳”字;“遷久”作“迂久”;“客罵為畜產”後多“寬須臾遣人視奴,疑恐自殺,語左右曰:此是人,而罵為畜產”二十三字,雖較此為詳,於文反不甚通暢,或傳抄竄入;“逮卿侯”作“逮鄉侯”,四庫本作“逯鄉侯”,是,《後漢書》正作“逯鄉侯”;“時進”,學津討原本、四庫本作“特”,《後漢書》正作“特”,當据改,日校即据俞安期刻本改“時”為“特”[10] ;“昭討侯”,四庫本作“昭烈侯”,《後漢書》正作“昭烈侯”,當据改。
同卷“范幼沖”條引《真誥》,起“范監”訖“華陽中”,凡十八字,見藏本卷十三,同。
卷二十一“王少道”條小字注引《真誥》,起“其童初府”訖“得入此府耳”,凡九十一字,見藏本卷十五,“少道”作“少好道”,“好”字衍,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正作“少道”,當据此本刪,日校据俞安期本亦作“少道”[11] ;“沖父”作“沖”,是,此本蓋涉上文而衍。又此段文字各本均在卷十五,日校以爲錯簡,移在卷十三[12] ,末“府耳”二字藏本原在卷十三“未必盡來也”前,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則上屬作“北辰玉君府耳”,故各本均闕,唯此本全,可知趙道一所据之本尚不誤。
同卷“張玄賓”條小字注引《真誥》云“理禁伯官亦保命之監國也”,凡十一字,見藏本卷十三,同。又該條正文亦略同藏本。
同卷“鮑靚”條小字注引《真誥》云“靚為地下主者帶潛山真人,復五百年後為崑丘侍郎”,凡二十一字,不見藏本,當据此本輯錄。此條又見《說郛》卷七下所收葛洪《枕中書》,四庫本《說郛》“崑丘”作“崑兵”。
同卷“許邁”條小字注引《真誥》,起“清虛懷道”訖“驃騎秀之孫”,凡一百一十九字,見藏本卷二十,“再三”作“在三”,案日校注引《文選》[13] ,則當以“在三”為是;“元年”作“永寧元年”;“孫寵”作“孫宏”,以字彥達,當以“宏”為是。起“《真誥》云長史七世祖”訖“遂至神仙”,凡一百五十二字,見藏本卷二十,“鳴卿”作“鴻卿”,是;“後安帝時”作“後漢安帝時”,是;“永初二年大飢”作“永初二年三年大飢”,“三年”蓋涉上文而衍,當据此本刪;“應劭”作“應邵”,當据此本改,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正作“劭”;“陰德”後多“遠”字;“敬自陽功著世”作“交目陽功著世”,道藏輯要本亦作“交目”,學津討原本、四庫本、金陵叢書本則俱作“交自”,當据此本改;“奕世丕丞”作“奕世丕承”,是。
同卷“許穆”條小字注引《真誥》,起“儒雅情素”訖“亦入易遷中受學”,凡一百五十字,首有“穆”字當是道一之辭,非原文,見藏本卷二十,“情素”作“清素”,是;“外混俗務”前多“雖”字;“密受”作“密授”;“位偏”作“位編”;“孝武太康元年去世,年七十一”脫,僅作“按泰和二年”云云,不通,當据此本補;“亦入”作“即入”;“易遷中”作“易遷宮”,“中”、“宮”一聲之轉,或為音訛,《真誥》卷十二“我聞易遷中人”云云,又卷十三“易遷中有高業”云云,其例同此,而作“易遷宮”亦通,例亦見《真誥》卷十二“易遷舘、含真臺皆宮名也”、卷十三“趙素臺在易遷宮中”云云,又“易遷、童初二宮”云云。
卷三十三“施存”條小字注引《真誥》,起“施存”迄“三千之數”,凡七十一字,見藏本卷十四,“變化”前“道”作“遁”,是,蓋形訛;“壺公”後闕“者”字;“其人”作“此人”;“具其所受”作“是其所受”。
卷三十四“王玄甫”條,未著出處,見藏本卷十四,略有改寫,或另有所本,而“正月十五日”藏本作“正月五日”,則未知孰是。
同卷“王仲甫”條,未著出處,見藏本卷十,略有改寫,或另有所本。
《後集》卷三“右英王夫人”條引《真誥》云“滄浪雲林右英夫人”,見藏本卷一,同。
同卷“紫微王夫人”條引《真誥》云“愈意”,見藏本卷一,同。
同卷“靈照李夫人”條,未著出處,起“北元中玄道君”訖“可十三四許”,凡七十三字,見藏本卷三,唯“可二十許”前多“侍女”二字。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避清諱,改“玄”作“元”;又“玉”訛作“王”。
同卷“中侯王夫人”條引《真誥》並注,起“受書”訖“得道”,凡四十二字,見藏本卷三,“中侯真夫人”下多小字注“此即中侯王夫人也”八字。又此條“真誥云”前正文亦見藏本,略有改動,而小字注亦同藏本,唯此本“維”訛作“緱”。
同卷“郭勺藥”、“趙愛兒”、“王魯連”俱未著出處,俱見藏本卷十四,頗有改動,或另有所出。“郭勺藥”條“而”字以下藏本屬上文;“趙愛兒”條,藏本“符”上多“此”字;“王魯連”條小字注引《真誥》云“王伯綱女,未審孰是”,凡八字,正文改動過甚,當另有所出。
同卷“南嶽魏夫人”條引《真誥》云“上真司命南嶽夫人”,凡八字,見藏本卷一、卷二及卷十九,同。
卷四“黃景華”條小字注引《真誥》注,起“黃瓊”訖“不知出适未也”,凡四十九字,見卷十二,“未也”作“末”,蓋形訛,當据此本改,四庫本、學津討原本、金陵叢書本俱作“未”,日校据學津討原本改“末”作“未”[14] 。
同卷“周爰支”條註明出《真誥》,起“周爰支”訖“光祿勲”,凡一百六十六字,見藏本卷十二,“周爰支”作“明晨侍郎周爰支者”,此蓋趙道一所改;“傍”寫作“旁”;“今在洞中為明晨侍郎”作“今在洞中”,此蓋趙道一所改;小字注“永和”作“永初”,蓋形訛;“大雨”下多“位”字。
同卷“張桃枝”條註明出《真誥》並小字注(以“注云”標出),起“張桃枝”訖“同時”,凡七十字,見藏本卷十二,“張桃枝”作“明晨侍郎張桃枝”,蓋趙道一所改;“沛人”下“寓”作“ ”,是,蓋形訛;“明晨侍郎”作“侍郎”,蓋趙道一所改;“列”作“例”,是,蓋形訛;“至膺”作“李膺”,是,蓋形訛。
同卷“張微子”條引《真誥》,起“文期”訖“降之”,凡二十四字,見藏本卷十三,同。
同卷“竇瓊英”條,未著出處,見藏本卷十三,略有出入,或另有所本。
同卷“韓太華”條,未著出處,見藏本卷十五,此本除“得道在易遷宮中”七字或趙道一所增外,餘全同藏本。又此段文字各本均在卷十五,日校以爲錯簡,移在卷十三[15] 。
同卷“郭叔香”條引引《真誥》注,起“王修”訖“郭誰女也”,凡三十字,見藏本卷十五,“修”寫作“脩”;“郭誰”上多“是”字。又正文亦見藏本卷十五,“修”寫作“脩”;“得道在易遷宮中”或趙道一所增,例同“韓太華”條。又此段文字各本均在卷十五,日校以爲錯簡,移在卷十三[16] 。
同卷“王進賢”條,未著出處,見藏本卷十三,首“王進賢者,晉武帝尚書令王衍女”藏本作“王衍為晉武帝尚書令,其女字進賢”,或趙道一所改;“掠晉”作“略進”,是,蓋音訛;“嵗”作“許”;小字注“《晉書》載小異”,或趙道一所省。另,藏本卷十五“王進賢,王衍女也”小字注曰“事詳在後”,可知錯簡,日校移在卷十三[17] 。
卷五“張姜子”條註明出《真誥》並小字注(以“注云”標出),起“張姜子”訖“不知出适未”,凡三十七字,見藏本卷十二,此本“得道,令在易遷舘東廂中”十字蓋趙道一所增;“瀼城”作“穰城”,是,蓋形訛;“化叔”作“從叔”,是,蓋形訛;“不知”上“亦”字闕。
同卷“李惠姑”條註明出《真誥》並小字注(以“注云”標出),起“李惠姑”訖“李誰之女”,凡六十一字,見藏本卷十二,除“得道,今在易遷舘東廂中”十字為趙道一所增外,餘同藏本。
同卷“施淑女”條,未著出處,以“張姜子”、“李惠姑”例,當出《真誥》,起“施淑女”訖“不爾則乖”,凡五十二字,見藏本卷十二,除“得道,在易遷舘東廂中”九字為趙道一所增外,餘同藏本。
同卷“鄭天生”條,未著出處,以“張姜子”、“李惠姑”例,當出《真誥》,起“鄭天生”訖“鄭誰之女”,凡五十八字,見藏本卷十二,此本“得道,在易遷舘東廂中”九字為趙道一所增;“毋”作“母”,是,蓋形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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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諸本之間版本源流的討論,參見馮利華《〈真誥〉版本攷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年第四期。
[2]“六朝道教の研究”研究班《真誥譯注稿(三)》,載《東方學報》京都1998年第七〇冊,頁664。
[3]《真誥譯注稿(三)》,頁657。
[4]《真誥譯注稿(三)》,頁626。
[5]俞安期本未見,由日校以理目“軍”為衍字可推知,見《真誥譯注稿(三)》,頁692。
[6]《真誥譯注稿(三)》,頁626。
[7]《真誥譯注稿(三)》,頁700。
[8]《真誥譯注稿(三)》,頁626。
[9]《真誥譯注稿(三)》,頁626。
[10]《真誥譯注稿(三)》,頁626。
[11]《真誥譯注稿(三)》,頁644。
[12]《真誥譯注稿(三)》,頁644。
[13]“六朝道教の研究”研究班《真誥譯注稿(四)》,載《東方學報》京都1999第七一冊,頁406。
[14]《真誥譯注稿(三)》,頁627。
[15]《真誥譯注稿(三)》,頁644。
[16]《真誥譯注稿(三)》,頁644。
[17]《真誥譯注稿(三)》,頁644。
(本文刊《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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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化漫话


星期三 五月 05, 2010 3:44 am


唐代文化漫话(许蔚)

雄心壮志的隋炀帝修长城,开运河,东征高丽,南游江都。在他还没来得及欣赏自己空前伟大的文治武功的时候,他的臣子李渊悄悄从历史的后台走出来,顺手还接过了他的一统河山。伟大的唐朝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国了。而野心勃勃的李世民则在公然杀害了自己的两个兄弟之后,顺理成章地接替他的父亲成为这个刚刚诞生的国家的新皇帝。很显然,太宗继承了他的亲戚杨广身上的一切“优点”,比如爱好南方浮艳的歌舞和绮糜的文学,不仅身边聚集了一批从隋朝继承下来的文学弄臣,还倩美人磨墨,亲自写作浪语淫词;又比如好勇斗狠,远征高丽,攻打突厥,大唐的疆土于是乎又是空前的宽广。相同的个性,相同的行为,却得到不同的结果,这无疑是历史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好吧,不管怎么说,“皇上圣明”,太宗总算坐稳了江山,这江山在李家手上延续了数百年。在这数百年中,长安的朱雀大街上每天来来往往无数的过客。这边卷发高鼻梁的他们是丝绸之路上的熟面孔,身后的驼队满载着毡毯、玻璃、香料和珠宝等各式各样新奇的玩意儿,可能来自萨马尔罕或者更远的地方。这些人中还有一位王子,他的国家被消灭后,只好随着商队来唐朝寻求庇护。那边跟在几个高丽翻译后边的是历经磨难从扶桑渡海而来的求法僧。他们在海陵登陆,曾到天台求法,得到了不少教诲,在得到官方允许后便兼程赶往京城,尽管满脸疲倦,这会儿却已经把葬身大海的伙伴抛到九霄云外,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那个眉头紧锁的,大概还没有摆脱水土不服的困扰,正在闹肚子。他的一个伙伴就是因此而去世的。哦,快看,两个光着膀子的壮汉正在角抵,围观的人群随之激情澎湃。美丽的胡姬一边给客人斟满一杯葡萄酒,一边偷眼观看对面那个吞吐着火舌的印度魔术师。像这样的酒肆遍布整个街道,每天要消耗大量的美酒和鲜食。走过几个街区则可以看见一座华丽的寺院,男男女女挤在院内,一位高僧在开讲经文,刚说完一段荤话,惹得笑声连连。这段故事后来被抄录下来,辗转收藏在敦煌千佛洞的藏经窟中,千年以后重又被人们发现。热爱佛教的隋文帝建造了这个寺院,其规模之宏大,占据了所在的整个街区,那里聚集了包括了华严、天台、禅宗和密宗等各个宗派的高僧,有不少佛典就是在这里译出的。走廊和大殿的墙上都绘有精美的壁画,菩萨低眉,金刚怒目,地狱的烈焰包围了罪恶的灵魂。与寺院相对的街区则是一座同等规模的道观,为大唐历代皇帝所修造,观额似乎是玄宗所题,有几位公主就曾在此受戒入道。那里聚集了帝国最优秀的玄想家和丹术家,各地被宣诏进京的高道也落脚于此,不仅拥有丰富的藏书,还有各地进京的珍贵矿石和草药。同样也拥有大量的精美壁画和雕塑作品,王母雍容,上帝肃穆,飘逸的散仙醉酒瑶台,很可惜,吴道子的这些大手笔后来几乎都随着寺观的毁于战火而灰飞烟灭。今日的国人只能在敦煌古洞和宋元遗迹中去怀想吴家样的风采。这个王朝由于姓李,所以奉老子为祖先,以道教为国教。从一开始就抑制佛教的李唐帝王们在全国赞助道观的修建,对奉道世家予以优待与礼遇,鼓励道士们钻研各种技术和法术。虽然太宗曾经对聪明的玄奘作了和尚大为叹惋,但是能言直谏的魏徵,精通天文的李淳风,思维精湛的成玄英,呼风唤雨的叶静能等等各式各样的人才在身前身后相继涌现已足以满足皇帝的野心。太宗魂归仙乡之后,高宗并不因为自己的父亲服丹而死就放弃了长生不死的梦想。倒是他的妻子一心一意要作佛祖的信徒,据说东都洛阳的卢舍那大佛就是照着她的样子雕造的。当然武后也曾经对披着佛教外衣的摩尼教大加赞助,而且也并没有忘记请道士为自己去华山祈福,做法事,投龙简。对武后恨之入骨的玄宗则对佛教惩罚性地大加抑制,不仅命令僧尼们对君王父母施敬,还在全国范围内筛汰寺院,强制僧尼还俗。热爱道教的玄宗还将《老》、《庄》和《列》列为士子的必读书,后来更下令集天下道经,编成了历史上第一部道藏,为以后一千年间历次修藏树立了典范。那时候,很多人都是道教徒,尽管有的人只不过想投皇帝所好而已。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李太白不仅幻想着一朝王侯,还幻想着弃功名如粪土,飞升太空作天上人。只是他的无能逃不过玄宗的慧眼,进京不久就被逐出宫廷,欲作文学弄臣而不得。一个连《诗》、《书》都没有耐心诵读的人,即无经学,又无才略,却被无止境的欲望所吞没,无怪乎他会痛苦终身。痛苦出诗人,一首首云蒸雾绕的诗篇于是被传唱至今。与李白不同,正经考上公务员的杜甫虽然历经魔难,却始终没有站错队。这就是心怀功名与心怀天下的差距。当然,还是功名利禄全抛弃的王无功最是逍遥,整个唐代的诗人都望尘莫及,就是他的孙辈也只能守着辋川别业空叹转轮无常。唐朝在开天之际达到全盛,从隋炀帝手上继承下来的科举制度也已经比较成熟了,许多东西都有了统一的标准,比如儒家的经典及其注释,同样成为以后一千年中最为流行的范本。很可惜,大一统的局面很快遭到挑战,安史乱后的国势急转直下,战乱不断,人民流离,曾经的盟友、属邦相继叛离,甚至兵戎相向。传统的史家把这一切归罪于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她和她的情人的命运给后世留下有关江山美人的无尽猜想。不过,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却给佛教带来了大发展的机遇。举国上下对佛教的迷信激发了韩愈的创作热情,文起八代之衰,就连高唱文必秦汉的人也不能忽视他的成就。等到中兴之主出来收拾残局,肆无忌惮的佛教再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宗教的生命力不能不叫人佩服,佛教总能找到死而复生的机会。随着佛教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人们对佛经的需求日益增多,雕版印刷随之而出现。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不仅使宗教像疯了一样泛滥开来,也使得知识不再只是属于特权阶级的奢侈品,书籍的传播变得轻易而低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拥有和阅读经典著作甚至日用杂钞,古代和当代的作品由此得以化身千万,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流行,这是生活在抄本时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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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之際的淨明道——以《詔旌陽許真君碑》為中心


星期三 十二月 30, 2009 9:53 pm


宋金之際的淨明道——以《詔旌陽許真君碑》為中心
許蔚
復旦大學中文系

提要:收載于《道家金石略》的《詔旌陽許真君碑》等石刻史料,長期以來乏人問津。該碑的內容經與《道藏》所載傳記等文獻對校,除補足錯漏外,也發現不少值得重視的異文。而該碑刊立的時間、地點等內容則又可啟發人們來重新看待宋金之際所謂淨明道形成與發展的實況。


關於淨明道的傳佈,柳存仁先生以為萌芽于北方的蘭公孝道[1]。李顯光先生則據《歷世真仙體道通鑒》所載路大安居華山“以混元籙傳之丁義,以混元經傳之郭璞,混元法傳之許旌陽”(卷二十一《路大安》條)考出路大安與淨明道的淵源關係,並認為耶律楚材在《長春道教源流》中提到的“混元之道即是淨明道,並非指混元仙派或混元教”。[2]另《金史•章宗本紀》載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禁乙太一、混元受籙,私建庵室者”。若此“混元”即路大安所傳“混元”之教,則可知其教法於當時當地已頗為流行。
注意到現存《道藏》所收淨明道書中有一部《太微仙君功過格》[3],前有“西山會真堂無憂軒又玄子”序,序中“大定辛卯(1171年)之歲”(當南宋孝宗幹道七年)乃奉金國正朔,這是頗叫人疑心的。而大定辛卯去章宗明昌二年亦不過二十年,如果李顯光先生的推測不錯,所謂奉金國正朔或不成其為問題。任繼愈、鐘肇鵬二位先生主編的《道藏提要》就徑以“又玄子”為金人。然而問題是否就僅此而已?是否就這樣得到解決了呢?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所收錄的一方石刻史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來重新審視宋金時代淨明道或許遜信仰的實況。

一、信仰之傳佈:關於北方

《道家金石略》從《藝拓》收錄《詔旌陽許真君碑》,並據《金文最》卷二四校補。碑分兩截,上像下文,《道家金石略》僅采碑文,包括玉皇上帝詔書以及刊石跋文。為敍述方便,現將碑文移錄於下:

玉皇上帝詔旌陽縣令許真君拔宅升天詔
□詔學仙童子許□遜
敕:卿自多劫之前,精修至道,□在玄門,勤苦備曆,除妖翦祟,三氣獲分,民懷感激,響徹□□□□無睹,惟德是□。既岸厚業,著籍金文,□任兆州都仙大使,仍封賞高明主者。當須授濟固志,掌領玄圖,開化蒙□爵因後□及賜紫彩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詔至奉行。
敕:再詔許真君遜,既子前世宛然聖不祀先祖之罪□子□生咒水行符治病,□惡馘毒之功,已□潛□□命官□金丹於下界,閉債封形□子身□家□□□□好歸三天□□靜□□土淩空左大力天□□□金火金昭□中黃無或散□□行□甯康二年八月□日□□神人捧玉□降真君□□□□雲而禮至下□日長幼四十五人□升雲□敕賜真君寶號旌□觀至今檀井存厚[4]。
大金大定二十六年歲次丙午仲夏望日立於京兆府涇陽北極宮。
許旌陽[5]平昔立意仙道,尤長於符法。逮乎出宰是邑,愈篤□前原滋拯濟生民,積有日矣,彼蒼生[6]紀錄,頒詔賜丹,顯跡當時。蓋夫奉行太上法籙,致有是哉!本宮李道判暨里閈強公命工刊石,庶幾傳之無窮,豈非好事者耶!鄉貢進士張秉謹跋並書丹。
張□畫,富平縣楊瑞刊
知宮道士宋道□知軍□□□□□□興觀道士李從昌
司廚道士趙□□
尊宿道士張□□知觀道士□□天水郡□□□同立石
□□□□盟威法師□□□□□奉行上清宮法□□內□錄刊李□□立石

跋文所記緣起自然可作為信仰實況的記錄,而之後所附的諸位法官、道士的姓名則尤其重要(儘管大多殘缺了)。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資訊是,該碑刊立的年代及地點出乎人們的意料,即“大金大定二十六年歲次丙午仲夏望日立於京兆府涇陽北極宮”。“大金大定二十六年”即西元1186年,當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上距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敕封許遜“神功妙濟真君”已逾七十年。而王重陽創全真教、化度七真正是在這一時期[7]。這時期淨明教的活動情況,我們不大清楚。基本上,陳垣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所考述的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便是人們所瞭解的當時北方存在的幾個道教流派。而全真教的興盛以及現代人對全真教研究的熱情更使得人們忽略了北地金國統治區存在淨明教或其影響的可能。注意到該碑所載的京兆府涇陽縣與全真終南山祖庭的地緣關係,何況王重陽本就是京兆府人士(《全真教主碑》)[8],像全真教這樣積極擴張的教派卻也沒有能取而代之,不能不說許遜信仰在當地已經頗具影響[9],可能在全真道興起之前就早已存在了,或許與北宋特別是徽宗的大加崇奉(參見諸仙傳)有關。
而“北七真”之一的王處一在記述自己從道始末時就曾提及“旌陽”之名。《雲光集》所載金大定戊子(1168年)遇王重陽時所作《沁園春》詞一首,曰“欣欣舞,拜純陽,又虛妙天師同正陽。命海蟾,引進旌陽,元妙古任安,尹喜關令丹陽。”[10]潘雨庭先生認為正如詞序所說,王處一曾“有幼年之幻覺,宜此詞之象,須攀附諸仙,則與馬、劉、譚、丘雖同門而略有不同,此不可不辨。”[11]儘管詞屬攀附,且王處一本人也未必存有許遜信仰,卻不可否認其中所反映出的許遜信仰背景。而此詞與碑刻之間又可由《太微仙君功過格》所溝通。後來,躲在山陝一帶的遺民李俊民于元憲宗五年(1255年)撰《新建五祖堂記》時還說“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故上帝詔旌□(陽)曰學仙童子許遜。”[12]又《道家金石略》另載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華州華陰縣創修仙蛻塋之碣》有“或拔宅上升而隨玉皇之詔”[13],似當指許遜受詔上升之事,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許遜飛升故事在當地的流傳情況,而華州華陰縣自然又讓人聯想到前引華山路大安與許遜的授受關係。以上一系列記載表明全真道興起及以後,許遜信仰在金統治區的流傳並無間斷。
另據《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載“建炎中,金人寇江左,欲火宮庭,俄而水自楹桷間出,火不能熱。虜酋大驚,乃書壁云:金國龍虎上將軍來獻忠被授元帥府上畔都統,大軍屆茲,遍觀聖像,裝嚴華麗,不敢焚毀。時天會八年正月二日記,主觀想知悉。寫畢,戢兵而去”(仙宮化),而“三朝宸翰及祖師玉冊,金人入寇之後不知所存”(寶書化),可見天會八年(建炎四年,1130年)的這一事件顯然在金人和漢人心中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南宋何真公淨明教團的重振大約即導因於此[14],而金人的劫走三朝宸翰及祖師玉冊其實卻也正表明許遜信仰很可能在南宋初隨金人的離去而再次北傳。
然而涇陽北極宮始建年代不詳,也不知為何人所建,此前是否存在許遜信仰實難確定。僅據《道家金石略》所載《京兆府涇陽縣重修北極宮碑》可知該宮到北宋末年已經是“黃冠散亡,長廊峻宇,焚蕩圮壞,歲久而荊蕪瓦礫之場,餘存無幾,不庇風雨。貞元中,道士李居實稍葺治而居之。”[15]後來李居實發願重修北極宮,“起於戊寅,迄于丁未,乃成其制。”[16]按戊寅即金海陵王貞元六年(1158年),丁未則已在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歷時近三十年。而上述大定二十六年之碑恰恰刊立於工程竣工的前一年,也就是說立碑是在北極宮重建期間,屬於重建工程的一部分。又據《詔旌陽許真君碑》“本宮李道判暨里閈強公命工刊石”,那麼基本可以確定主刊該碑的李道判就是重建北極宮的李居實。而北極宮的許遜信仰此前或未必存在[17],很可能是道士李居實于金海陵王貞元年間入居北極宮時引入的,在傳道數十年擴大了影響之後(由“里閈強公”的參與可見)借北極宮重修之際予以立石,誠如跋文所述“庶幾傳之無窮,豈非好事者耶”。但是《道家金石略》另載《京兆府涇陽縣重修北極宮碑》記錄李居實的話說:“居實於此久矣。始者見吾祖師之興飾是宮,而旋見其壞也。”[18]那麼他在北宋末宮毀之前就住于北極宮,並親歷了該宮的興衰。如果他的話可信的話,其所師承是否已經有許遜信仰的因素在其中呢?這也是不無其可能性的。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仍如上文所述許遜信仰為他本人引入,而這一信仰可能是他在宮毀後出走他鄉期間所習得的。
如此則可推斷:首先,許遜信仰久已存在于北方金國地區;其次京兆府涇陽縣似已成為一個許遜信仰中心(至少立碑時);再次,無論此前該地是否存在許遜信仰,北極宮的李道判(李居實)都存在著鞏固(或建立)信仰中心的意圖和行為[19]。而主刊《詔旌陽許真君碑》之人除李道判外還有“里閈強公”這樣一個地方民眾的首腦人物,這一方面表明地方民眾參與鞏固(或建立)信仰中心的實況;一方面也說明當地民眾之中普遍存在著對許遜的信仰,也就進一步表明京兆府涇陽縣很可能是存在已久的一個淨明道(或許遜信仰)信仰中心。
此外,值得格外注意的是,“涇陽”與“旌陽”在語音上極易相混,而孫星衍、邢澍《寰宇訪碑錄》在著錄此碑時,恰恰就是題作《涇陽縣令許真君詔》[20],頗讓人懷疑原碑即是如此。更何況涇陽縣所在之地(即涇河流域)也不乏水患[21]和蛟龍故事[22],而且碑文“敕賜真君寶號旌□”(又《金文最》“許旌陽”作“許旌揚”)也似乎表明“旌”字乃是因表彰“旌揚”之故而後出,這都不能不讓人懷疑李道判等人很可能即據此以為許遜乃功濟本鄉的神明,故而大加暢揚,並刻石立碑。換句話說,可能只是這一自覺不自覺的疏忽,導致了一種新的信仰在當地的出現和蓬勃發展。然而這畢竟只是一己蠡測,僅就碑文本身而言,張秉跋文所謂“出宰是邑”說得實在是太含糊,讓人無從判斷他們是否以涇陽為旌陽。

二、詔書之造作:關於聖傳

《詔旌陽許真君碑》的內容是玉皇詔書,據跋文可知是由當地鄉貢進士張秉抄寫的。僅就現有的殘文而言,似乎抄錄的時候已經有所舛誤(衍字、訛字等,後將隨文指出),並且抄入了詔書以外的文字,而刊工自然也依樣刻了下來。最為明顯的大概是第二份詔書,如“□甯康二年八月□日□□神人捧玉□降真君□□□□雲而禮至下□日長幼四十五人□升雲□敕賜真君寶號旌□觀至今檀井存厚”[23]顯然是詔書以外的內容,而“觀至今檀井存厚”則為小注一類文字,為撰作傳記時所以傳信之手段。這一點倒是可以說明碑文所載詔書並非出於自撰[24],而是有其出處的,很可能來自於當時當地流行的某種許遜仙傳。這個版本的許遜仙傳雖然已經亡佚了,但碑文為我們保留下來的詔書片斷卻可以成為比較諸種仙傳這部分內容異同的根據,也為探索許遜故事中“玉皇降詔”情節的造作之跡提供了門徑。

(一)傳本間關係及“初詔”

大致而言,《道藏》中與許遜有關的文獻除去專門的許遜傳記以外,他書所保存下來的零碎引文記錄中大多都沒有涉及“玉皇降詔”,個別如《墉城集仙錄》卷六《盱母》則有“太上冊命”情節[25]、而《三洞群仙錄》所引《西山記》則有詔書內容的簡略記錄[26]。而即使是專門的許遜傳記,較早期的如《孝道吳許二真君傳》(一般認為可能是屬於唐代的作品[27])以及北宋張君房《雲笈七簽》所存《許遜真人傳》[28]卻並不存在對“玉皇降詔”一事的陳述。相較而言,其他大致產生于南宋金元之際的諸本許遜仙傳則不同程度(或詳或略)地都出現了有關“玉皇降詔”的情節,其中除了大約產生於元代的《許真君仙傳》(簡稱《仙傳》)[29]及《許太史真君圖傳》(簡稱《圖傳》)傳記部分(與《仙傳》全同)所記詔書內容相對較簡以外,其餘幾種基本一致。這其中包括大約產生於南宋淳佑年間的《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簡稱《化錄》)、南宋白玉蟾撰《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三十三所收《旌陽許真君傳》(簡稱《玉隆集》)、趙道一編《曆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二六所收大約產生于宋代的《許太史》[30](簡稱《通鑒》)、約產生於元代的《許太史真君圖傳》中的《玉陛賜詔》和《玉陛再詔》(簡稱《賜詔》)以及元代黃元吉等人編《淨明忠孝全書》卷一《淨明道師旌陽許真君傳》(簡稱《全書》)。此外另有南宋紹興年間《三洞群仙錄序》(簡稱《三洞序》)。該序中,陳葆光為證明神仙可以學致而引用了兩份上帝詔許旌陽書,敍述比較詳細,與上述諸本基本一致[31]。就目前可見文獻來說,比較完整的“玉皇(太上)降詔”情節最早見於紹興甲戌(1154年,《三洞群仙錄序》),大約該情節及詔書內容的定型正是在南宋淨明道興起之時,而該情節的雛形大概不會晚於五代《墉城集仙錄》產生之時[32]。下面先以《化錄》為本文,將上述《道藏》所收諸本“詔書”合而觀之,以便進一步瞭解諸載籍之間所體現出的差異與演化關係。

上詔學仙童子許遜[33]
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悉(《三洞序》作“嬰”),經緯逾(《玉隆集》作“愈”)深(《三洞序》無此四字),萬法千門,罔不師(《全書》作“斯”)歷,救災拔(《三洞序》作“扞”)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全書》作“民”),名高玉籍(《全書》作“玉曆”,《三洞序》作“名刊仙籍”),眾真推仰(《三洞序》作“保舉”),宜有甄升,可授九州都仙太史(《玉隆集》多“兼”字,《全書》亦多“兼”字)高明大使(《三洞序》僅作“九州高明太史”)。賜紫彩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三洞序》“賜”字以下全無)。

上詔學仙童子許遜
脫子前世貪殺、匿不祀祖先(《三洞序》、《玉隆集》作“先祖”,《全書》亦作“先祖”)之罪,錄子今生咒水行符(《三洞序》作“行藥”,《全書》作“行符咒水”)治病、罰(《三洞序》作“伐”)惡馘毒之功(“脫”字以下為《仙傳》所無)[34],已(《三洞序》無“已”)仰潛山司命官(《三洞序》作“君”)傳金丹於下界,閉債(《玉隆集》作“跡”)封形,回子身及家口廚宅百好歸三天(《三洞序》止於此),子急淨穢,背(《通鑒》作“皆”)土淩空,左大力天丁與(《賜詔》多“右”字)流金火鈴(《賜詔》多“大將”二字)照辟中黃,毋(《全書》、《通鑒》、《賜詔》及《許仙傳》、《圖傳》均作“無”)或散慢(《全書》作“漫”),告行(《全書》無“告行”二字。《仙傳》、《圖傳》止於此,且無“告行”二字。《賜詔》無“告行”二字,作“詔至奉行”)。仍封遠祖由玉虛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祖玉太極把業錄籍典者,父肅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

由上可知,從《三洞群仙錄序》到《淨明道師旌陽許真君傳》(《全書》),各本仙傳“詔書”之間的差異基本上是文字的差異,大致都屬於傳寫之誤。而《三洞群仙錄序》與各本相較所表現出來的內容缺失,並不能說明詔書的演變問題,因為所缺失的內容是一些相對來說不太重要的細節,而較大的可能是陳葆光引用時有所節略(對許遜封職節略的可能不大)。這種節略在《許真君仙傳》表現的尤為明顯。《仙傳》第一份詔書有所缺失,不過《仙傳》所保存下來的內容卻與《三洞群仙錄》所引《西山記》相類似(所引文字無仙職),可能陳葆光的引文也有所節略,也可能《西山記》本身即有所節略。由於《仙傳》與《許太史真君圖傳》傳記部分內容完全相同,如果將《仙傳》與《圖傳》放在一起,便可知道《仙傳》的節略大概是因為前面本有《玉陛賜詔》、《玉陛再詔》。但是這一判斷必須建立在《仙傳》照抄或源自《圖傳》的基礎之上。然而,到底是《仙傳》抄了《圖傳》,還是《圖傳》抄了《仙傳》卻已無從究竟。或許存在著如《西山記》這樣節略的本子,而《仙傳》採用了這樣的本子,之後《圖傳》在卷首又補足了完整的詔書。且不論孰先孰後,《仙傳》所缺失的內容:“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悉,經緯逾深,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災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眾真推仰,宜有甄升”所表現出來的劫運、積修、名籍等觀念相當重要,是“玉皇降詔”情節之所以產生的原因與依據,這一點從陳葆光《三洞群仙錄序》為了證明神仙可學致而援引兩詔即可知(由此也可知陳葆光幾無可能對許遜封職有所節略)。另外,大約產生于唐代的《孝道吳許二真君傳》雖如前述無“玉皇降詔”情節,卻有“我許君名繼仙籙,道應玄元”及“唯許君一人德合九真,名在仙籙,乃上皇所定,後學勤苦而成真者哉”等敍述,可見宋元仙傳創制“玉皇降詔”情節依據的正是“名高玉籍”、“勤苦成真”之類的觀念敍述。
而《詔旌陽許真君碑》第一份詔書雖然也保留了上述一類的觀念和內容,但經與上述諸傳的第一份詔書相對照,則可以發現兩者差異比較大,並且明顯不是傳寫之誤造成的。其中“(卿自多劫之前)精修至道,□在玄門,勤苦備曆”與上述“勤苦成真”等基本是一致的,文字上也比較接近;“既岸厚業,著籍金文”文字上雖與上述諸傳不同,所表達的意義卻與“名高玉籍”等相當;而“三氣獲分,民懷感激,響徹□□□□無睹,惟德是□”雖大致可以“功濟生靈”相當,但顯然要詳細得多,為上述諸傳所無。另外《詔旌陽許真君碑》在敍述完許遜封職之後,又有“當須授濟固志,掌領玄圖,開化蒙□爵因後□”大致屬於對其職責內容的額外敍述,也為上述諸傳所無。

(二)許遜仙職之源流

許遜的封職,上述宋元諸傳多為“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碑文則為“兆州都仙大使”及“高明主者”,另外《三洞序》則作“九州高明太史”,三者差異相當明顯。單獨看“兆州都仙大使”,很容易讓人覺得這是抄寫舛誤所致,但結合“高明主者”的敍述,就“任兆州都仙大使,仍封賞高明主者”整體來看,顯然並非如此。“兆州都仙大使”似乎是職位,而“高明主者”則是封號。而《玉隆集》、《仙傳》、《全書》述封職均為“九州都仙太史兼高明大使”。又南宋淳熙間呂元素《道門定制》卷三作“九州都仙太史兼高明大使神功妙濟太一定命真君”。後來約出元明之際的《神功妙濟真君禮文》有“玉皇飛詔賜都仙,金闕宣恩兼大使”也是如此,可見“高明大使”顯然應當與“都仙太史”一樣,也是職位而非封號。當然,又比如《神功妙濟真君禮文》中的“九天仙主萬法宗師至道玄應神功妙濟真君”,所謂“九天仙主萬法宗師”則與“高明主者”相類似。不過,這已是晚近新出的一種說法了。那麼,碑文所見的“兆州都仙大使”和“高明主者”如非自立新說,就應當是另有所本。按五代杜光庭所撰《墉城集仙錄》,其卷六《盱母》條見有“冊命拜許君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又該條述盱母隨真君升仙後有“今檀井存焉”與碑文“至今檀井存厚”幾為一致。如此,碑文則自當承襲於《墉城集仙錄》,至少與《墉城集仙錄》所據為相近的本子,只是《墉城集仙錄》或其所據文獻中的“高明主者”是否為另予之封號已然不可考了。
注意到《化錄》卷上《玉譜化》(《玉隆集》、《通鑒》)諶姆謂吳猛曰“況玉皇元[35]譜,君位元[36]都禦史;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仙籍”,又《墉城集仙錄》卷五《嬰母》條[37]為“今玉皇玄譜之中,猛為禦史,而遜為高明大使,總領仙籍”,所謂“總領仙籍”大約與“都仙”相同,即是指“高明大使”品位而言(碑文的“高明主者”大致與此同義,只是“高明大使”換作了“都仙大使”),以表示較吳猛“禦史”之位為高。後來的“高明太史”(或“都仙太史”)的形成大概與吳猛的“玄都禦史”有關,而“都仙”則可能即來源於“總領仙籍”(又陶弘景《太上赤文洞神三籙》有“九天都仙僕射”,或即許遜封職所從來)。這似乎表明在《化錄》、《玉隆集》、《通鑒》這三個約出於南宋的專門仙傳以及較早的《嬰母》中都遺留有早期單一封職的痕跡,而許遜封職最初應該只是“高明大使”一個。
顯然,這不僅與較早的《盱母》以及碑文的記述不符,與《三洞序》的記述也略有出入。吊詭的是,單一封職的假設卻似乎可以其他宋元間所出淨明派道經為佐證。約出南宋的《太上淨明院補奏職局太玄都省須知》題“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君許旌陽釋”。而《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並其《釋例》也均題“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君許旌陽釋”,似乎與前書同時產生(卷一《識神章》又有“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至道玄應神功妙濟真君”與前題不相一致,或許該書本出南宋,而經元代修補)[38]。又,約出南宋的《靈寶淨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紹興辛亥(1131年)何守證序中僅稱許遜為“高明大使許君”[39];約出南宋的《靈寶淨明天樞都司法院須知法文》有“又閉炁存九州高明大使在左”也只稱“九州高明大使”。還有約出南宋的《太上靈寶淨明天尊說禦殟經》[40]反復出現的都是“九州高明大使”及“九天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君”。而“九天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君”這個說法還數見於約出兩宋之際的《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卷七十一、約出南宋的《靈寶玉鑒》卷三四,以及南宋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七、卷三十八[41]。此外,時代稍後的別派道經也有類似的記錄,大約是採取了早期的說法吧。元代《清微齋法》卷上《靈寶流系》在上清元君西華聖母諶嬰條附“高明大使天機內相許遜受諶元君招真上明玉章”[42];又《清微元降大法》卷一、《清微神烈秘法》卷上亦作“高明大使天機內相許遜”;至元間《清微仙譜》在《清微道宗》中述許遜封職為“高明大使至道玄應神功妙濟真君”[43]。就以上可見許遜封職初時只作“高明大使”的假設,似乎已可確定為事實了。不過,約出南宋的《太上靈寶淨明法序》卻又題作“高明太史許旌陽謹序”[44],則與上述《三洞序》的記述相一致[45]。
就已知明確年代而言,何守證序作于紹興辛亥(1131年),陳葆光《三洞序》作於紹興甲戌(1154年),兩者相去僅二十餘年,或許“高明太史”便是在“高明大使”之後的改做[46](依照“玄都禦史”的模式)。並且,雙職形態的出現也可能是這一類改作的結果,初時的“九州都仙太史兼高明大使”大約與《詔旌陽許真君碑》同時,至晚約於淳熙戊申(1188年)就已經流傳,去紹興甲戌不過三十餘年而已。而“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至晚約在淳佑十年(1250)前就已形成,去淳熙戊申亦僅六十餘年。那麼,如果承認上述對《化錄》等書的解讀和推測,卻又如何解釋《嬰母》與《盱母》相抵牾的問題呢?由於《墉城集仙錄》原書已不存,且將《嬰母》與《盱母》均視為《墉城集仙錄》原書內容,那麼許遜封職(乃至許遜仙傳)的情況很可能分屬兩個系統,而《嬰母》所載便是支援“高明大使”一說最早的文獻證據,代表了單職系統;《盱母》所載則是最早雙職形態,儘管後來僅有《詔許真君碑》沿襲了下來,卻也代表了雙職系統。不過,這兩個系統似乎逐漸又結合為一,並在大約百年間便定型為後來的“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47]。為清晰地分辨出許遜封職內容的演變之跡,可將各期內容聯絡如下。




都仙大使
九州(九天) 都仙大使高明主者
(兆州)
高明太史 都仙太史(兼)高明大使
玄都禦史
高明大使

按照上述文獻所見,許遜封職即照此路徑演化,其中“九州”、“九天”或“兆州”均為誇飾之詞,並不參與封職的演變。但是《道藏》另有《無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經》,其中稱許遜為“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道藏提要》以北宋末所造道書常託名“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為由,判定此書亦為北宋末所造。如果《提要》不誤的話,“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的說法則至晚在北宋末便已形成。但是,據《海瓊白真人語錄》卷四載嘉定十二年(1219年)年初《與彭鶴林書》謂“《雷霆玉經》想已刊了,可施十本,以傳江西之士”[48],則當時流傳尚少,可知其產生必在近年,否則“江西之士”必然早有此經,而不必待海瓊敦促了。故而仍當維持前說,而“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之說的形成或可更推至嘉定十二年以前,則距淳熙戊申尚不足三十年。此外,如果《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之出北宋末不誤的話,則“都仙太史高明大使”大約在經歷與“高明大使”(或“高明太史”,甚或“都仙大使”)的很長一段並存期之後才固定了下來,但其產生大要仍是上述兩個系統共同作用的結果。唯需提出的是,許遜封職的定型與淨明道派的形成及其影響有莫大的聯繫。因為,一般來說,只有道派的創立及道派自身的發展(改革)才會特別產生出對本派祖師傳進行修訂的要求和願望。

(三)“再詔”及“追封先祖”

碑文第二份詔書缺文及明顯的錯訛均較多,首先將碑文第二份詔書依《化錄》等上述傳本仙傳暫補如下:“敕:再詔許真君遜(與傳本不同,未改):脫子前世宛然聖(“宛然聖”三字不可解,未據傳本改)不祀先祖之罪,錄子今生咒水行符治病,罰惡馘毒之功,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閉跡封形,回子身及家口廚宅百好歸三天,子急淨穢,背土淩空,左大力天丁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黃,無或散慢,告行”。注意到“敕:再詔許真君遜”的記述有些奇怪(碑文第一份詔書“敕”之後即詔書內容),大概是因為碑文第一份詔書前以“□(上)詔學仙童子許□(君?)遜”總領。但是徑可如第一份詔書一樣,為什麼又要加上“再詔許真君遜”呢?而上述諸本仙傳兩詔均是以“上詔學仙童子許遜”領起詔書的。或許這是撰碑者的臨時發揮,也很可能是碑文所據仙傳即如此。另首句與北宋釋惠洪不同,大約其時諸本只傳大概,而具體文字並未定型。
此外,諸本許遜仙傳中基本都有“仍封遠祖由玉虛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祖玉太極把業錄籍典者,父肅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的內容(《三洞序》顯然未加引用,因而並不具有參考意義),而《仙傳》(《圖傳》)第二份詔書則止於“無或散慢”,並沒有這一部分的內容。不過《化錄》、《玉隆集》以及《通鑒》雖然都載有這一內容,但其前都有“告行”二字,似表明追封先祖的內容可能是後來所增出的,那麼《仙傳》(《圖傳》)的缺失也並非無據。而《詔旌陽許真君碑》的第二份詔書也恰恰是沒有這一內容的,這進一步表明《仙傳》(《圖傳》)的節略是于古有據的。碑文在“無或散□(慢)□(告)行”之後緊接著是“□(晉)甯康八月□(望)日”云云自然是詔書以外的文字,表明早期的許遜仙傳的確並沒有追封先祖的內容。大約後來南宋淨明派創立之初,為倡立“忠孝”教義的緣故,在造作祖師傳時加入了此項內容。而這項內容似乎並不被後來的人所完全接受,上述元代《仙傳》(《圖傳》)就沒有采入,另外,元代《許太史真君圖傳》的《玉陛再詔》中追封先祖的內容則是系諸“詔至奉行”之後,似已出詔書之外。可能《圖傳》的編撰參考了多個版本,而對追封先祖的部分難予取捨,故而以附加文字的形式予以保留。注意到《全書》在這一內容前後都沒有“告行”或“詔至奉行”,詔書格式上的不完整或缺陷似乎表明對先祖的追封已被接受為詔書本身的內容。這一內容最終在這一部元代淨明派的集大成著作《淨明忠孝全書》中承繼了下來[49],大約仍然是出於解說“忠孝”之需。另外,大約也是受《真誥》等上清經傳統的影響,詔書中採取了“潛山司命”(即《真誥》“潛山君”)的說法。可見,造作者將淨明教團(或許遜教團)與上清派相溝通,並將許遜與上清二許(句容許氏)相混融的努力和願望。當然,這又或許並沒有什麼故意,只是遵從了六朝以來南方道教的神靈傳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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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柳存仁《許遜與蘭公》載《和風堂文集》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參見李顯光《許遜信仰小考》載《宗教學研究》1999年第三期,頁17。
[3]參見秋月觀暎《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淨明道的基礎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4]“厚”字顯為訛字,《墉城集仙錄》有“今檀井存焉”,“厚”字當即“焉”字之訛。
[5]按《金文最》作“揚”字,未必抄寫之訛,詳後文。《金文最》僅錄跋文,題《玉皇召許真君升天詔碑跋》(中華書局1990年版)。另《全遼金文》據粵雅堂叢書本《金文最》錄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6]按《金文最》無“生”字,當是。
[7]參見《道家金石略》(全真教部分)及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相關論著。
[8]陳垣《道家金石略》(陳智超、曾慶瑛校補),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頁450。
[9]就碑文後所附名單“天水郡□□□”可知,當地許遜信仰的影響或許已遠及天水。
[10]王處一《雲光集》卷四,載《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集》,白如祥輯校,齊魯書社2005年版,頁339。
[11]潘雨廷《道藏書目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頁250。
[12]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152。
[13]《道家金石略》,頁1039。
[14]參見李豐楙《許遜與薩守堅:鄧志謨道教小說研究》學生書局1997年版,頁107。
[15]《道家金石略》,頁1041。又見《金文最》,頁1102。另《全遼金文》據粵雅堂叢書本《金文最》錄入,頁2165。
[16]同上。
[17]宋徽宗的倡揚可能使得淨明道(許遜信仰)早在徽宗朝或宋室南渡以前就已在北方地區(特別是京畿一帶及鄰近地區)獲得了一批信眾和化區,但也不排除徽宗之前即已存在該信仰的可能。
[18]《道家金石略》,頁1041。
[19]按《京兆府涇陽縣重修北極宮碑》,則南面大殿尊北辰,東西四殿分列天尊列宿、三官四聖、元辰天師靈官,未知許遜在列否。
[20] 孫星衍、邢澍《寰宇訪碑錄》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頁420,又行素草堂叢書本。另據《永樂大典》卷一三〇七四所收《元一統志》載“讀書洞在四川嘉定州,後溪延祥觀本名楊雄觀,《九域志》以為雄故宅也。觀有子雲洞,有讀書洞,是洞有子雲像,高三尺許,傍有二人列侍庭下,有張辟強墓,又有玉皇詔許真君符篆刻之石,有楊徽之、宋白諸公詩,其跡尚在。”(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版)未知張辟強即張秉否,而“玉皇詔許真君符篆刻之石”就目力所及未見著錄,亦未知與《詔旌陽許真君碑》相較如何。
[21]參見白爾恒等編《溝洫佚聞雜錄》(《陝山地區水利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第一集)中華書局2003年版。
[22]涇河龍故事,唐傳奇《柳毅傳》等為典型的龍鬥故事,後來《西遊記》的涇河龍王與袁守誠鬥法、魏征夢斬涇河龍則更為直接地屬於道士鬥斬蛟龍的故事。
[23]對照諸傳,“甯康”前缺文當作“晉”字,“八月”後缺文當作“望”字。“敕賜真君寶號旌□觀至今檀井存厚”缺文似當作“陽”字,而“觀”字前似仍有缺文。
[24]由於碑文與《道藏》所收傳記差異較為明顯,我最初曾懷疑其有自撰的嫌疑,再讀一過,知非是。
[25] 五代杜光庭所撰《墉城集仙錄》現存已非全本,除《道藏》本及《雲笈七簽》本外,尚散見於《太平廣記》、《太平禦覽》等書。而《盱母》僅見于《道藏》本《墉城集仙錄》,又見引于《太平廣記》卷六十二《女仙七》,而《雲笈》本則無此條。並且《墉城集仙錄》僅略述太上降詔及許遜獲封仙職之事,並未記錄詔書內容。
[26]《三洞群仙錄》卷十六“童子錦帷尚父繡幄”條引《西山記》卻對第一份詔書有較簡略的記錄。《西山記》為許遜一派經典,全書已佚,遺文散見諸書,其產生年代不詳,嘗見之於《三洞群仙錄》、《西山群仙會真記》等書,大約至晚於北宋已存在。另外,注意到《三洞群仙錄》序文中還保存有較詳細的兩份詔書內容,詳後文。
[27]劉師培以為絕類唐人小說,見《讀道藏記》之《孝道吳許二真君傳》條載《國粹學報》1911年,第79期,廣陵書社2006年影印版,第十五冊,頁9141。
[28]《雲笈七簽》所載《許遜真人傳》與諸本不同,系諸《吳猛真人傳》之後,述吳猛遺囑及真君從吳猛子受真符事,近於志怪,為別一系統之傳記,又與《道藏》本《墉城集仙錄》卷六《盱母》所述相近,故其所據當另有古本,且已為叢殘,然亦可以見諸傳“吳許授受”變化之跡。此前,除《孝道吳許二真君傳》以外,還有五代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二“洪州鐵柱驗”述吳君為許君之師,大概過去的吳許授受關係到北宋真宗時仍然保持,“吳”仍為“許”之師。
[29]《許真君仙傳》第一份詔書與《三洞群仙錄》所引《西山記》較接近。第二份詔書作“復降宣玉皇詔命云: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閉債封形,回子身及家口廚宅百好歸三天,子急淨穢,背土淩空,左大力天丁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黃,無或散慢。”
[30]就所引內容中許真君封號來看,趙道一所據之本可能產生於宋代,似《玉隆集》。
[31]陳葆光紹興甲戌(1154年)序嘗引上帝詔書:“則上帝之詔旌陽也,曰:學仙童子許遜,……。又詔學仙童子許遜,……。”
[32]如果能夠證明《西山記》產生年代不晚於北宋的話,那麼“詔書”內容的模型或許在北宋、五代或者更早以前就已經產生了。
[33]兩詔書均以《化錄》為本文,並依准《詔旌陽許真君碑》格式。第一份詔書,《通鑒》所載與《化錄》全同,《許真君仙傳》則作“奉玉皇命賜紫(《化錄》、《圖傳》等作“子”)詔。授九州都仙太史兼高明大使,賜紫彩羽袍,玉膏金丹各一合”。又《三洞群仙錄》所引《西山記》作“乃宣上帝詔,賜學仙童子許遜紫彩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
[34]北宋釋惠洪《延福寺鐘銘並序》“晉許遜白日仙去,天詔書曰:赦汝不事先祖之罪,佳汝施藥咒水之功”(載《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又《林間錄》後集)。
[35]“元”當作“玄”,《通鑒》即作“玄”。
[36]“元”當作“玄”,《通鑒》、《玉隆集》皆作“玄”。
[37]《嬰母》僅見于《道藏》本《墉城集仙錄》,又見引于《太平廣記》卷六十二《女仙七》,《雲笈》本則無此條。
[38]該書雖僅題“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君許旌陽釋”,但《道藏提要》以“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天師正一沖玄靜應真君”、“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至道玄應神功妙濟真君”均為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封號,推斷該書不早于元貞元年,並疑為劉玉所造。《提要》以題名無元封號而定《太上淨明院補奏職局太玄都省須知》為出於南宋,卻並不說明此書題名為何也無封號。我懷疑此書可能本出於南宋,後經元代修補,而題名因每卷均有,故並未挖改。另,郭武先生也主張該書出南宋,並有較詳細的論證,詳見郭武《〈淨明忠孝全書〉研究:以宋元社會為背景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206。
[39]若以此“高明大使”為許遜之簡稱,而就諸書所見許遜之簡稱卻往往為“都仙”或“都仙太史”(如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等),則何守證時必以“高明大使”為要,且很可能為僅有。
[40]《道藏提要》以為出宋元間,有關討論詳見拙撰《淨明道經提要》(復旦大學第十九期“科創”資助專案)。
[41]該書卷五十二為“淨明道師九州都仙大使神功妙濟真君”。就目力所及,“都仙大使”此外僅見於《詔旌陽許真君碑》,或為其時之流傳亦未可知。
[42]所謂“天機內相”即《許太史真君圖傳》之“天樞上相”,後來的《道法會元》亦為“天樞上相”。
[43]該書《上清啟圖》上清元君西華聖母條又述“(諶母)以道授之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許遜”(亦見於《清微元降大法》卷二十五)卻與前引不同。
[44]僅見於《太上靈寶淨明宗教錄》所收《太上靈寶淨明法序》,而《道藏》本僅存“謹序”二字。
[45]徐道《歷代神仙通鑒》(或題《神仙通鑒》,收于《藏外道書》)作“九州都仙高明大史中玄妙行真君許遜”亦與此相類似。
[46]注意到《通鑒》所收題為《許太史》,但書中“高明大使”與“太史”並不相混。況且元代還有《許太史真君圖傳》也只稱“太史”,而這大概同《淨明忠孝全書》卷一《西山隱士玉真劉先生傳》的“都仙太史許真君”一樣,是對“九州都仙太史”的簡稱。那麼,趙道一大概也是襲用此例。另“都仙太史”或“都仙”等簡稱,宋元之際及以後的道書中往往見之。
[47]這一內容在《圖傳》卷上《真君聖誥》(亦見錄於元末明初《諸師真誥》)則全面擴展為:“大慈大願大孝大仁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雷霆泰省天樞伏魔上相至道玄應神功妙濟掌九天司職太一定命注生真君三天按察都檢校溥奏諫議大夫天醫大帝度人祖師淨明溥化天尊”。
[48]《道藏》三家1988年影印本,第33冊,頁138。
[49] 此部分內容亦為明代小說《鐵樹記》(《警世通言》卷四十《旌陽宮鐵樹鎮妖》、《三教偶拈》第三《許真君旌陽宮斬蛟》)所沿襲,並且小說將這部分內容置於“欽此欽遵,詔至奉行”之前,明白表明這部分內容為詔書的一部分。


(本文刊北大《國學研究》第2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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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


星期日 十一月 22, 2009 9:52 pm


月前出遊,本允卿一文以紀之,而諸事積案,筆無情致,故左推右塞,以至於今,徒增怨懣,非情所願也。遙想當日,乘夜秦淮,金陵再至,雖匆匆不暇多顧,亦不勝今昔之感。曉曦初撩,即已攜手窗前,鄰人梳洗,店家灑掃,一一如在舊夢。遂往舊書店,稍停,購書若干。及與親舊會于中華門,又赴雨花臺閒散半日,隨往南大及湖南路。未幾,則已在返程。次日,稍事休整,即飛赴青島。未午已在打柴院,食後,徑聖母堂,步至棧橋,以不堪擾攘,依原路折回。當夜,就近買宿,以臨海港,稍可望見過往魅影。次日,徑火車站,步至棧橋,候車多時,迫午方至嶗山。太清宮規模甚大,然亦擾攘,唯聚仙臺、連環洞及塔林等処,人跡稍稀,覓得韻致一二,留小影數幀。太平宮則頗局促,僅一小道院耳,名之為宮,甚不符也。及卿以籤事生忿,加之登涉已乏,遂不欲前行。致遷怒無辜,興致蕩然,悻悻而返。中路,折向一禪院,時日垂垂,閃爍佛光,平和若蓮,卿方釋然。至歸程又遭擁堵,入夜方離嶗山,飢乏漸次交困。逆旅稍憩,覓妞妞啤酒屋于深巷,執螯相視,一笑酡然。是夜酣眠,不覺已次日矣。復徑聖母堂往棧橋,擾攘依然,緩步沙灘,捕蟹若干。午後往文化市場,無收穫。翌日,拜會康南海于故居,是為此行復奏一雅也。

09.11.23
10:48
鍾陵許蔚筆于如不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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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月斋谈《史记》


星期二 十一月 17, 2009 8:18 am


饮月斋谈《史记》

许蔚

有人说一个人他一旦开始回忆往事,就算是真的老了。庆幸的是,老人是智慧的渊薮,几乎全世界的民族都这么看。大家注重的是阅历,也就是过往的经验。历经世事,需要一定的年头,所谓“白头宫女闲坐话玄宗”,靠的是回忆。历史都是过去的事情,所以讲故事的人会说“历史老人告诉我们”。班孟坚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老子传说是周守藏史,生下来就是个老头儿。老子有大智慧,孔子礼老,这是美谈。中国的尊老既是尊重知识,也是尊重历史,这是美德,也是传统,从没有文字到有了文字,我们的历史是独一份。长期以来,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有这份自豪,这是当然,四大文明,惟有中国几千年来有自己相对完备的历史书写,从未间断,街谈巷议,尧舜禹汤文武周,哪一王传哪一王,哪一代承哪一代,大体而言,从来不需要研究而再研究,这是史官的功劳。当然,每当历史的转关,错综复杂,需挖掘考索方能明了,这又是外话了。
上古的历史,因为上世纪初以来“疑古风”的盛行,早早地被提起了质疑,只是哪一方面都拿不出关键的物证,打打口仗而已,三皇五帝到底有没有,是虚构还是真实,神话传说玄之又玄,却未必就不是历史,到现在也只能说口承历史或许有其可靠的来源,未必尽数捏造。人类的历史,终归是有一段闹不清楚的传说时代的。而三代较之三皇则似乎更为可信,既有白纸黑字,也有考古发掘,有文字,有宫殿,据说连夏朝的大都市都有发现,日本人的抹杀论也就只能抹杀自己了。传世文献如《诗经》、《周易》等等先秦古籍,疑的人多,信的人也多,内容虽然参杂,却都含有夏商周三代的往事。《诗经》讲商人旧事,或许可以看作史诗,有人认为是宋人(商遗民)的作品,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商代的历史叙述。《周易》的编成,掺进去很多事情,有占卜的实际,也有过往的典故,抽离了语境,商人的流离便很有以史为鉴的味道,很多人于是也当作历史来看。《尚书》不用说是一份历史档案的合集(东晋的葛洪早就说《尚书》不过是一些官样文章而已),里面真真假假,争论了上千年。这些东西,《史记》讲三代往往要参考,到民国时的殷墟大发掘,甲骨研究风靡至今,很多人,王国维先生所谓“殷先公先王”都可以在那些占卜记录上找到他们的名字,没有大的出入。至于土里刨出来有名有姓,而史书无明文或述之不详的,因为文献不足征,叙述便往往有所出入,加之写历史的人有所祖述,有所别择,或者省而不书,或者避而不谈,所以史书的记载,如果有新的材料,就需要重新审视。
三代的事情,在司马迁,所闻见颇多,但文献散亡,也不一定什么事都能知道,他又要追求古今之变,天人之际,讲的话就不一定靠谱儿。著名的汲冢古书,晋代盗墓盗出来的战国古书《竹书纪年》,虽然流传到两宋之际就已经散佚了,但就前人所辑存下来的部分而言,五帝且不去说它,夏商周特别是商周大变局,就和《史记》不大一样,小邑周偏处一方,东征西讨,名以讨逆,实以兼并,逐渐坐大,一步一步蚕食大邑商,虽然简省得厉害,读之尤能惊心。司马迁要讲盛衰兴亡,寻求世代迁转的规律,这既是历史,也是道,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是古为今用,是很务实的观念,所以一切都要为“主义”服务。当这种“以史为鉴”的观念太过浓重的时候,笔上写出来的玩意儿肯定就要有点走样,褒贬都是趋于理想化的,不是也不可能趋于实录。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春秋》宣二年所记“赵盾弑其君”,这是历代的学者都盛称的所谓“春秋笔法”,如果没有《左传》那么详细的故事,就这么五个字,千年以后的人也就只好被作者牵着鼻子走,以为弑君的人真的就是赵盾了,而真正的凶手赵穿反而用不着背负弑君的恶名。所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强调的还是“法”,是“礼”,是一种观念,跟连死两人的齐太史可不太一样。
古代史书的撰修,就传世文献而言,《春秋》是最早的,传说是孔子所编,作为儒家六经之一,地位很高,其实只不过是鲁国地方的史书,主要记录的是鲁国一国的史事(起鲁隐公元年讫鲁哀公十四年,包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等十二公,历二百四十二年),当然也略及他国之事。那时候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书,而“春秋”本是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由于儒家的撰述,比如孟子,舆论所及,《春秋》慢慢变成鲁国史的专名。这部《春秋》,作者向来说是孔子,但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人怀疑。不管怎么说,汉代的人普遍推尊为孔子所作,并且把它当作史书的经典范例,影响极其深远。《春秋》出来以后,有三传,《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左传》出现其实很早,但在汉代影响不及前述二传,一直是私学,到很晚才立于学官(一直要等到喜欢《左传》的刘歆出来,在他的鼓动之下,后来才有《左传》博士的设立)。《左传》的作者相传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是和孔子差不多时代的人,据说是个瞎子,但这只是个传说,就好像瞎了眼的荷马,大约都渊源于巫史不分的想象。在内容上,《左传》基本和《春秋》是相对应的。以三传相比较而言,《左传》的特点是补充了大量的史事,从而使得简略如账簿的《春秋》具有了可读性。所以像关羽这样的武将,可以好读《左传》不释卷,因为有很多战争故事,行军打仗的范例,很生动,不枯燥。从《春秋》到《左传》,叙事的成分加强了,尽管对话时引经据典不厌其烦,但是人物性格的塑造、事件经过的叙述以及场面的展开与雕琢都开始进入了历史的书写,到司马迁作《史记》,《左传》的这种努力则已然全面开花,纪传体史书的出现不仅仅是文体的变革,关键是人成为了历史的主角。
《春秋》是“经”又是“史”,经典的东西,后来人都照着样子做,司马迁作《史记》上起三皇下讫本朝,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二本纪笼罩全书,可看作是纲领性的东西,不多不少十二篇,整个儿都是仿照《春秋》的“十二公”而来。后来班固根据刘歆《七略》改编成的《汉书•艺文志》,其中《太史公书》百三十篇(也就是《史记》)就放在《六艺略》的《春秋》一类。到班固自己作《汉书》也不例外,同样是十二纪,依然是遵循《春秋》的老传统。“本纪”是为帝王立传,所以到后来也叫“帝纪”,尽管还是依照年代编排,但就客观结果而言国家大事已成为帝王个人形象的附庸。《史记》是通史,不管过去有多少帝王,因为《春秋》十二公,为了照顾这个数字,司马迁只写十二篇,前四篇“五帝”、“夏”、“殷”、“周”都是世代,第五篇“秦”是方国,这五篇中帝王都跟纪年一样不是主角,到“秦始皇”开始才是帝王,又凑上一个“项羽”,接着是“高祖”、“孝文”、“孝景”一直到本朝的“孝武”,这中间还夹了一个“吕太后”。项羽是败寇,吕后是女主,虽然都是历史事实,但以之入“世家”也就够了,而均入于“本纪”,后来班固作《汉书》虽然加了个《惠帝纪》,但是仍然继之以《高后纪》,除了文章结构的考量之外,挥之不去的是“孔子”的伟大身影。
从战国的纷乱到秦的大一统,及二世而秦亡地分,致群雄逐鹿,又以楚汉相争,终使汉一统天下。这期间兵火不绝,大小战役成百上千,战场名将也是不可胜数。要记录这数百年间的人物、事件是很简单的,需要的只是一名书记员,而不是史家。但是要能把这些人物、事件梳理清楚,让人读来不会混淆,一件是一件,不能把秦晋的战争与楚汉的战争写成一个模样,也不能把孙膑、吴起等人写成一个调调,这就需要特别的本事。如果说对战争作全景式的描绘是《左传》开创的优良传统,那么对沙场英雄作个性化的塑造则是《史记》所作的突出贡献。项羽跟刘邦是两个很奇特的人,如果项羽还算有那么一点贵族血统的话,刘邦就只是一个市井小人,他们两个纵横争霸,是平民对贵族的胜利,是前无古人的事情。项羽这个人,身高八尺,目有“重瞳”,司马迁甚至因此怀疑他是舜的后裔,而且膂力过人,能够扛起大鼎,跟商纣王一个样,勇猛得很,用后来评话小说里的话“身高八尺挂零,膀阔腰圆,一双胳膊跟小柱子差不多,力大无穷,碗口粗的铁棒抡起来跟柴火似的,咔嚓一下就给掰折了”来描绘项羽,大概也不过分。他们家过去世代为楚国的大将,到项羽的时候虽然早就是一介布衣了,但是他们家还保持着世家的传统,所以他有机会学习书法跟剑术。但是他没有那个心思,他说:“会写名字就可以了,练书法有什么用?击剑嘛,只能敌一人。要学就学能敌万人的东西”。于是他的叔父项梁就教他学习兵法,但也就是三分钟热度,刚开始还挺认真,日子常了又耐不住性子,所以学得也不是太好,粗通而已。后来秦始皇出行,他跟着项梁去看,指着说“彼可取而代之”,吓得项梁忙堵上他的嘴。这是《项羽本纪》刚开头的内容,简单的一两件事情勾勒出项羽的个性,顽劣而又鲁莽,显然这也是后来小说家笔下典型的猛将形象,张飞、李逵、陈咬金、李元霸等等,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史记》中项羽的魅影。至于项梁,则是非常的小心,后来因为杀了人,跑到吴地去,日常事务都照兵法安排。后来陈胜、吴广造了反,会稽太守找来项梁商量,也打算乘机起事: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人在大泽乡揭竿造反。那年九月,会稽太守跟项梁说:“大江以西都造了反,这正是上天要灭亡大秦的好时机。我听说先发则可制人,后发则会制于人。我想要发兵,让你和桓楚来率领”。当时,桓楚正逃亡在外。项梁说:“桓楚跑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只有项羽知道。”于是项梁跑出来,告诫项羽带着剑在外面等候。项梁再进去,跟太守坐在一起,说:“那么请你叫项羽来,让他领命去找桓楚吧。”太守说:“诺。”项梁便把项羽叫了进来。项梁立马给项羽使了个眼色,说:“可行矣!”项羽掏出宝剑,一转眼的工夫,太守就人头落地了。于是,项梁提着太守的人头,身佩太守的印绶,走了出来。太守门下的这些个宾客们全都大惊失色,乱成一团,项羽则挥剑乱砍,又杀死数十百人。于是一府上下全都战战兢兢趴在地上默不作声,也没有谁敢起来。项梁便把以前所熟识的那些豪士、官员找来,告诉他们说这么干是为了起大事,于是便在吴举起了义旗。之后便派人从地方上收罗兵员,得到精兵八千人。项梁任命这些吴中的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惟有一人没有得到任命,自己去找项梁理论。项梁说:“先前我有事吩咐你去办理,结果你没有办成,因此不任用你。”大家听说后,无不心服。
项梁的老谋深算加上项羽过人的勇猛,生死存亡的紧张场面,是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以及英雄传奇小说所必备的单元,几千年来从没有变化,到现在拍电视、拍电影往往也要套用。其实,这一事件,简单来说就是项梁等人在会稽造反,传统的史书记录了这个也就够了。而司马迁的功绩便在于,将历史事件像写小说一样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历史人物不再只是历史事件中千人一面的一个符号,而是具有独特个性的活生生的人。项羽的个性是如此鲜明,一举手一投足,从开始到结尾,一个刚愎自用的莽夫,随随便便就可以杀死上百人,大吼一声连马都要吓瘫在地,这是什么样的气概!然而就是这个盖世的霸王,鸿门宴上,却又踌躇不能定,以妇人之仁,不仅没有能杀掉刘邦,还失言害曹无伤丢了脑袋,虽追悔而莫能及。到后来兵败垓下,终于无路可走,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战争配爱情,革命加浪漫,俗套中的俗套,可是谁也不会因为他是坑杀降卒的魔王、火烧咸阳的强盗而不为他落泪。
项羽帅军在垓下安营扎寨,士兵剩下不多了,兵粮也耗尽了。这时候,汉军和其他诸侯的军队把他们严严实实地围了好几层。那晚,听见四周围的汉军士兵都哼唱着楚地的歌谣,项羽大惊失色,说:“难道汉军已经攻占楚地了吗?怎么会有这么多楚人!”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坐在帐中喝起了闷酒。他有个名叫虞的美人,常常临幸,跟在他身边;还有匹名叫骓的骏马,常常骑乘。项羽乘着酒,悲歌慷慨,作了首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这么唱了几句,虞美人也随声附和。这一来,项羽不觉泪落数行,左右站立的将士也都跟着低头流泪,无法仰视。
之后项羽翻身上马,带着手上八百多名壮士全部上马,乘着夜色往南边突围,脱离了包围圈。到快天亮的时候,汉军才有所发觉,便派骑兵将领灌婴率领五千骑兵赶忙追击。等到项羽渡过了淮水,手上能够使用的骑兵就剩下一百来人了。他逃到阴陵,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向一个种田的老头问路,老头骗他说“往左边走就是了”。他便领军往左,结果陷到一片大沼泽之中。由于这个原因,汉军才追上了他。项羽于是又率军往东走,跑到东城的时候,只剩下骑兵二十八人了。后面追来的汉军骑兵则有数千人。项羽估计这下逃不掉了,就跟他的这些骑兵们说:“老子从起兵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打了七十多场仗,攻击老子的被老子击溃了,老子攻击的全都臣服于老子,老子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凭这个才称霸于天下。可是现在呢,终究还是受困在这里,这是老天要灭亡我啊,不是因为我征战不休而得罪。今天只有以命相搏,决一死战了。我打算为你们痛快地杀一场,我一定可以三战而三胜,为你们突破重围,斩杀敌军的将领,砍倒敌军的大旗,叫你们都知道是老天要灭亡我,不是我杀伐不休的罪过。”于是项羽分二十八骑为四队,各朝一个方向。汉军的包围圈又好几层。项羽跟手下的骑兵说:“我替你取敌军一将军的性命。”于是命令四个方向的骑兵都向山下冲锋,预定在山东面的三个地方集结。项羽便策马大喊着往下冲,汉军士兵无不溃逃,乘势斩杀了汉军的一名将军。这时,赤泉侯(杨喜,后来封为赤泉侯)作为骑兵将领,在后面紧追不舍,项王怒目圆睁,大吼一声,赤泉侯和他的战马都吓破了胆,往回逃了好几里地。于是项羽便跟其他几路骑兵会合,分作三处。汉军搞不清楚项羽在哪一处,便把部队也分成三队,把项羽他们各自重新又包围了起来。项羽见势策马狂奔,又斩杀了汉军的一名都尉,杀死汉军士兵数十百人。突破重围之后,项羽把手下的骑兵集合起来,已损失了两路,只剩下了原来的一半人马。项羽对剩下的十几名壮士说:“怎么样?”这十几名壮士都认同他说:“正如大王所言。”
到这个地步,项羽本打算东渡乌江。乌江的亭长掌着船等在那里,劝项羽说:“江东虽然小,但也有千里之地,人口达数十万之众,称王也足够了。希望大王赶紧渡江。这会儿只有我有船,等汉军追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渡江的。”听他这么说,项羽仰天大笑,叹道:“老天要灭亡我,我还渡江干什么呢!更何况我和江东子弟八千人一道渡江往西,他们中间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即便是江东的父老兄弟们可怜我,奉我为王,我又哪里有脸面去见他们呢?就算他们嘴上不说,难道我心中就不会愧疚吗?”于是项羽便对那位亭长说:“我明白你是位长者。这马我骑着也有五个年头了,所向无敌,也曾经一日行千里,我不忍心杀它,就赐给你吧。”他于是命令身边的士兵们都下马步行,与追上来的汉军短兵相接,作最后的厮杀。结果只有项羽还杀死了汉军数百人,而他自己也身中十几刀。这时,他一回头刚好看见汉军骑兵司马吕马童,说:“你不是我的老熟人吗?”吕马童仔细打量他的面容,指给王翳看,说:“看,这位就是项王!”项羽便说:“我听说汉军用黄金千两、封邑万户买我的人头,我把着功劳给你吧。”于是自刎而死。王翳上前砍下了项羽的头颅,其他骑兵则一哄而上争抢项羽的尸体,相互践踏攻杀,又死了几十人。最后,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各得了尸体的一部分。他们五个人把五份合在一起,正是项羽的尸体。于是把封地分为五块,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霸王别姬”、“乌江自刎”,传唱至今,人们无法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善良的人们总希望英雄总能够绝处逢生,最后还可以与美人再续前缘,这是古今中外共通的美好愿望。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老调重谈,俗不可耐。“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几千年来真正打动人的还是悲情之美、残酷之美,东方民族也最能欣赏这种美。
司马迁的时代,今文经学大行其道,当时的学者们喜欢也擅长讨论王朝轮替,他们引入五德终始的理论,争论不休,成天鼓吹的是天命所归,目的就是为政权的正统性寻找支撑,毕竟新的王朝是依靠犯上作乱得来的天下,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打破了旧贵族的承继传统,是平民造反的口号,这是怎么说也都说不过去的。而所谓“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或许是后来所追加,也可能真的就是当初制造出来的预言,所谓瑞应谶记,赤帝居南,白帝在西,西则是秦,刘邦则沛人,表明刘邦得国的合法性(后来有所谓高祖斩白蛇剑,宝藏于武库中,后来失火飞去,汉家不久也就灭亡了)。《史记》给刘邦这位开国君主作传,从一出生就笼罩在天命的光环之下,说是刘老太在水塘边跟神灵相通所生,是蛟龙之子,又说他长相很是奇特,高脑壳,厚嘴唇,胡子一大把(所谓美须髯,这是英雄人物的共同特征),左边大腿上还满布着七十二颗黑痣,我们听评书,看武侠小说,都知道,但凡碰见长得这副德性的人,不是微服出行的帝王,就是深藏不露的大侠,所以吕老头看他这样子觉得他贵不可言,不顾老婆反对把女儿硬是许配给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吕后了。这些玩意儿,上古帝王乃至佛祖神圣的传说,往往都有这么一出,后来的史书讲开国的皇帝大多都是这个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地方政府的低级执法人员,拥有这些特征的刘邦在乡间横行,好酒又好色,欠账、耍无赖就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升级为英雄人物的花边轶事,只有吕老婆子觉得他是个破流氓,结果还是为了衬托吕老头的慧眼识真。
单父这个地方有位吕公与沛县令关系不错,为了躲避仇家跑来作门客,于是就在沛居住下来。当地的官员士绅听说长官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都来祝贺。当时萧何担任主事,管理礼物的收纳,便给客人们定下规定说:“贺礼不够千钱的人,都坐到堂下。”刘邦那时候还是个小小的亭长,平时就常常捉弄大小官员们,于是写了谒帖,虚报“贺钱万”,其实一个子儿也没有带来。这样的谒帖被送进门,吕公见了大惊,赶忙起身到门口去迎接。吕公这个人本来就好相面,他看见刘邦那副尊容,便心生敬重,于是领他入坐。萧何则说:“刘老四总喜欢说大话,很少有做到的时候。”刘邦倒是自顾自调弄欺负在座的客人们,径直坐到上座的位置,别人也没有什么办法。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吕公眼睛一挑,暗示刘邦留下来。刘邦便把杯中酒一饮而竟,跑过来。吕公跟他说:“我从小就喜欢给人相面,相过的人很多,但从没有一个像老四你这个样子的,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我膝下育有一女,打算就许配给你老四了。”酒席结束后,吕婆子气得大骂,对吕公说曰:“你本来总认为的咱们女儿的命好,迟早是要嫁给贵人的。沛县令跟你关系那么好,想要娶女儿,你不同意,怎么好好的擅自决定许给刘老四这货?”吕公答道:“这哪里是你这个妇人能了解的。”最后还是把女儿嫁给了刘老四。吕公的这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吕后,后来生下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
如果说对开国皇帝来说这些神话都还算是正常的话,战场上逃命,同样是面对重重的包围,项羽左冲右突,杀出一条血路,这是英雄气概,也是事之所必有;换作刘邦,则是西北忽起大风,扬沙走石,昼如黑夜,乘机开溜,这显然是瞎扯蛋,有意的神化。而在如此过分地渲染天命的背后,司马迁并没有抹杀刘邦的流氓本性,比如在被项羽追击的路上,屡次把自己的儿子女儿也就是后来的孝惠帝、鲁元公主推下车,弄得身边的随从都看不过去。后来被项羽包围,拒不出战,项羽威胁要把刘老爷子给煮了,他竟然厚颜无耻地说他跟项羽约为兄弟,他的爹就是项羽的爹,如果项羽要煮自己的爹,也请分他给一杯羹。这些负面的故事还有不少,只不过都放在项羽的传记里面来说,后来人把这作为史书编撰的一个通例,即所谓“互见法”,实际上也是《春秋》为尊者讳的传统的继续。
刘邦的发妻吕后,是位个性很强悍的女人,汉朝开国那一帮名臣,什么韩信、张良、萧何等等全都受她摆布,死的死,跑的跑。刘邦以后本来是孝惠帝,司马迁没有专门给他立传,而是附在《吕太后本纪》里,所谓“母强子弱”,在中国日后的历史舞台上常常重演。也许是因为女主临朝,外戚专权等等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司马迁虽然在传记末的评论中说国家无事,人民得以蕃息,好像是大加赞扬,然而在《吕太后本纪》里的对吕后的恶行却也毫不掩饰。相比之下,《汉书》只是在《惠帝纪》末尾的“赞”中表达一点愤慨,而在《高后纪》中却并没有展现吕后恶毒的一面,对种种劣迹讳莫如深,最后“赞”又照抄《史记》,叫人完全搞不清楚吕后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种倒退,人的个性重又消失在历史中。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有其宜也。话说刘邦一死,吕后就开始张罗对刘邦的宠姬戚夫人及其子赵王的报复行动,极尽残酷之能事,绝非常人所能想象。
吕后对戚夫人及其子赵王都极为怨恨,便命令把戚夫人打入冷宫,囚禁起来,并派人去召赵王来京。使者来回跑了好几趟,赵国的国相建平侯周昌对使者说:“先帝把赵王托付给我,赵王年纪还小。我私底下听说太后对戚夫人深为怨恨,相要把赵王也召去一并诛杀欲,我可不敢送赵王走啊。更何况赵王还病着呢,不能遵照旨意进京。”吕后知道后,大怒,便命人召赵国的国相进京。等赵国的国相被召到长安以后,就又派人去召赵王进京。赵王动身上路。他还没到,孝惠帝心有慈仁,知道太后怒火正盛,于是亲自到霸上去迎接赵王,和他一起入宫,而且起居饮食,时时都在一起。吕后想杀赵王,可是没有办法,找不到机会。孝惠帝元年十二月,孝惠帝一大早跑出去射猎。赵王年纪还很小,不能跟他一样早起。吕后听说赵王一个留了下来,急忙就派人去灌他喝下毒酒。天刚刚亮,孝惠帝就回来了,这时候赵王也已经已断了气。于是便把原来的淮阳王刘友迁到赵国,立为赵王。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于是又命人砍掉戚夫人的双手双脚,挖掉她的眼睛,用烙铁烫平她的耳朵,给她灌哑药,然后丢到厕所的粪坑里,管她叫“人猪”。这样过了几天,吕后就派人叫孝惠帝来看“人猪”。孝惠帝见了,一问才知道就是戚夫人,大哭了一场,便生了病,后来过了一年多也没有好转。他派人向吕太后说:“这真不是人干的事情!我是太后你的儿子,可还是不能得到治理天下的权力!”孝惠帝因此每日纵酒淫乐,不理朝政,因而落下病根。
孝惠帝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都入朝觐见。十月,孝惠帝跟齐王在吕太后的面前燕饮,孝惠帝认为齐王是兄长,就让他坐上座,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吕太后一见便怒火中烧,于是叫人斟了两杯毒酒,放到面前,让齐王起身过来祝寿。结果不竟齐王起身,孝惠帝也跟着站起来,端起酒杯想要一起祝寿。吕太后这下慌了手脚,自己赶忙起身把孝惠帝手上的酒杯打翻。齐王看见觉得奇怪,便不敢喝,假装喝醉而离去。后来打听到那是毒酒,齐王很是害怕,觉得如此一来就没办法活着离开长安了,很是担忧。于是齐国的内史士便对齐王说:“吕太后只有孝惠帝跟鲁元公主两个孩子。现在您有七十多城,而公主的食邑只有几个城而已。如果您把所管一郡让出来献给太后,作为公主的汤沐之邑,太后一定会很高兴,这样一来您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于是齐王就跟吕太后提议要把城阳郡让出来给鲁元公主,并且尊公主为王太后。对此,吕太后果然很高兴,欣然同意。于是便在齐王的府邸大摆酒宴,歌饮尽欢,酒席结束后,就让齐王回自己的国去了。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诸侯来会。十月朝贺。
孝惠帝七年秋八月,孝惠帝去世。发丧的时候,太后虽然大哭,但却并没有流下眼泪。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强任侍中,那时候才十五岁,他对丞相说:“太后只有孝惠帝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去世了,哭起来也不觉得悲伤,您可知道这其中缘由何在吗?”丞相说:“是什么原因呢?”辟强说:“孝惠帝没有成年的子嗣,因此太后对你们这些老臣们都心怀畏惧。您现在上书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军,掌管南、北禁军,并请让他们吕家人都入宫来,在内廷任职,这样一来太后才能心安,而你们这些老臣才能侥幸逃脱杀身之祸。”丞相于是便采用张辟强的这一计策。太后听后,心中很高兴,这才痛苦流涕,表露哀思。吕氏从此便总揽大权。于是大赦天下。九月,孝惠帝下葬。太子即位为皇帝,拜谒高庙。元年,朝廷一切号令就都由吕太后定夺发布。
正如爱会使人盲目一样,恨同样也会叫人盲目,当一个人可以接受一切阴狠的手段的时候,她连自己的儿子的死就都可以无动于衷了。一个嫉妒成性、心肠狠毒、自私自利而又满腹心机的悍妇形象跃然纸上。也许有人会说吕后有大谋,成大事,是天生的阴谋家。如果是这样的话,她怎么会想不到后来的诛杀诸吕呢。司马迁刻画的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妇人,一个小家子气的妇人,这样的妇人是一个传统,所谓“外戚”,对司马迁来说也有切身的体验。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是不得已而用之的东西,打来打去最后都没有好结果,,柔弱能胜刚强,阴谋能胜强力,好杀之人“不可得意于天下”。项羽东征西讨,烧杀无度,一旦兵败,身首异处,死无全尸。面对“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刘邦说“吾宁斗志,不能斗力”,论以命相搏他没那个本事,论韬光养晦他很在行。从以武力打天下的西楚霸王,到以巧诈得天下的汉王刘邦,再到阴谋掌权的吕太后,权力在兵戈扰攘声中悄然落入弱势一方的手中。司马迁在给项羽的评价中大批征伐斗战之罪过,在给吕太后的评价中大谈修养生息的好处,持的依然还是道家的看法。司马迁秉持这样的观念去描绘他心中的历史,所谓“无韵之离骚”,即是他个人的离骚,也是整个人类的离骚。

发表人: 许蔚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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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蔚
星期日 十月 07, 2007 9:42 pm

感谢各位的问候与支持!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6:44 am

拜访,祝你国庆节快乐!

风动
星期五 一月 19, 2007 7:41 pm

问好许蔚。

星子
星期五 十二月 22, 2006 10:04 pm

Merry Christmas!

星子
星期二 十一月 07, 2006 10:11 am

interesting.

good

frankjiang
星期六 九月 30, 2006 7:51 pm

祝中秋快乐!

frankjiang
星期日 九月 03, 2006 10:28 am

这里的诗歌还有剧本不错.拜读了一些.学习了

李智强
星期一 五月 29, 2006 3:32 am

问许老兄好!。。。

枕书然笛
星期二 五月 09, 2006 6:19 am

用小手爪子在这里按一下,嘻嘻~`

许蔚
星期日 四月 23, 2006 6:02 am

大家好!嗬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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